作者简介：罗伯特E.巴里奥斯（RobertoE.Barrios），美国南伊利诺斯大学卡本代尔分校人类学系副教授。

译者简介：高朋，年10月生，男，汉族，山东枣庄人，云南民族大学云南省民族研究所，副教授。张巧运，年1月生，女，汉族，四川成都人，美国杜兰大学人类学博士候选人。

引言

社区恢复能力这个概念在灾难研究领域广为流传。[i]在有些情况下，恢复能力被定义为“让一个社区在集体创伤后存活下来的特性和品质”[1](p)；在其他情况下，它指的是社区在社会与自然环境变化后的适应能力[2]。研究认为，社区灾后恢复能力主要由它在灾难前所固有或者习得的具体能力所决定[3]。

大多数对恢复能力的研究借用了经济学的概念；把恢复能力理解为社区在灾难后继续生存和有效恢复的能力。在这些个案中，恢复能力被视为物质形态、人力和社会资本的重新整合[4][5]。社会资本在这里指的是可以给整个社区带来显著集体利益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6][7][8][9]。

关于恢复能力的定义清晰地预设了有关人群、社区和社会本质的多种假设。在某些情况下，恢复能力的定义建立在这样的观点之上，即社区是有地理界限的实体，社区内外区别清晰，并在一定时间内保持不变；因此，社区在灾前所具备的条件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它在灾后恢复的能力[1][3]。

本文指出，对米奇飓风[ii]后洪都拉斯南部利蒙.德拉.柯塞瑞卡和马塞利诺.尚巴纳两地住房重建的人类学民族志调查，可以帮助学者更好地理解社区和社区恢复力的定义并提升相关的理论研究。具体地说，这些民族志案例证明了人类学对社区流动性观察的正确性，即社区从来不是一个在地理上或社会关系上封闭的系统。相反，社区作为集体，具有两个特性：一、它总是处在一个变化的状态中；二、它被政府、援助机构和受灾人群之间动态且紧张的政治和认识论上的关系所形塑。[iii]

本研究用“紧张的政治和认识论上的关系”这个概念来描绘政府、援助机构和受灾人群之间的关系，这就意味着社区并不处在一个社会或政治的真空中。这些关系映射出社区所处的社会政治情境。把受灾人口、地方和国家政府机构和援助组织之间的关系理解为政治和认识论上的博弈表明，社区的脆弱性和恢复能力与该地区的政治文化（即形塑和巩固当地政治权力的因素）休戚相关。这些权力运作方式有时也与专家关于发展和人口管理的话语结合在一起[10][11][12]。

社会科学家必须考虑政治权力的巩固和制度化知识的生产如何制造对恢复能力与脆弱性的不同表述。此外，社区适应和灾难恢复的能力可能在一个灾难性的事件发生之前是不存在的，他们可能是重建过程中逐渐被形塑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