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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和武术、气功

鲁迅是中国近代最著名的文学家。他和武术、气功之间有过什么关系?关于鲁迅的评介文章甚多，却少有论及于此的专文。其实，这不仅涉及中国近代体育史，也是涉及鲁迅研究及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段重要史实。

鲁迅(一)，作为近代最有影响的文学家、思想家，虽属“文人”范畴，却和中国最传统的体育－－武术、气功有过某种联系。

“五四”运动时期的鲁迅，是鼓吹思想革命和文化革命的激进战士。此后，他在小说创作的同时，还写了不少杂感，直接抨击社会弊端、激烈反对封建旧传统。当时的社会背景是：辛亥革命后虽成立了中华民国，却没有根本动摇统治中国二干多年的封建意识形态。这种封建旧思想、旧传统依旧形成一种强大势力，以排斥和抗拒外来思潮及进步思想。社会上遗留下来的许多旧现象触目皆是：尊经复古、崇道劝孝、尊孔读经，甚至以儒家名人鼓吹参禅养性而大做其“迎尸拜蛇、扶乩炼丹”的法术(如“同善社”之类会道门)……鲁迅对此深恶痛绝，认为：“幸存的古国，恃着固有而陈旧的文明，害得一切硬化，终于要走到灭亡的道路。”尖锐而激烈的社会批评成为鲁迅早期杂感的待色，“国粹”和旧文化是他主要抨击目标。

鲁迅说他的杂感“有的是对于扶乩、静坐、打拳而发的，有的是对于所谓‘保存国粹’而发的……”“国粹家”觉得“只要从来如此，便是宝贝。即使无名肿毒．倘若生在中国人身上，也便‘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国粹所在，妙不可言。”鲁迅反对旧文化、旧传统的立场很坚定，激昂宣称：“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

于是，作为国粹的静坐养生法就成为鲁迅一个目标了。

民国初年，中国出现一位因练功而有极大影响的人物蒋维乔，别号“因是子”。

这位因是子是江苏省常州人，生于清朝道光十一年()，出身于书香门弟。他幼年体弱多病，用他的话说是“自幼多病、消瘦骨立，父母虑其不育。年十二即犯手淫、久之梦遗、头昏、腰酸、目眩、耳呜、夜间盗汗……百病环生。”他也曾“百般求治疗之法”，皆无效验，于是在20岁以前就开始研究静坐练功法，一连坚持了十八年，“不特病疾竟瘳，而精神日益健康。”后来他谈到日本人冈田虎二郎、藤田灵斋等著的《冈田氏静坐法》、《藤田式息心调和法》等书，又听说这些书“风行一时，重版皆数十次”，那两位日本气功师的门徒万万千千，影响甚广。因是子先生遂慨然浩叹道：“是我国固有之术也！”他认为冈本和藤田所倡导的静坐法并没有什么奇持的地方，也是根据中国古代医学、养生、武术等理论而写成。但是日本人能运用近代科学的道理来解说静坐法的道理方法，不含神秘色彩，却是值得中国人学习的。

因是子先生又慨叹道：“察吾国民间习尚，凡一切学术以及百工技艺，苟有超绝恒理者，往往自观为秘法，不肯示人”，以至中国许多绝技都失传了。而我们东边的邻居则不是这样，“凡得一术，必共同研究之，其结果远胜于我，我国且转而取法之矣。”比如明朝末年中国武师陈元赟流亡日本，向一些日本人传授了中国武艺。结果日本人据此加以研究而丰富，造成了当今日本国技“柔道”，而中国的摔角技艺仍然如故，停滞不前。固是子先生接着唏嘘长叹道：“我国之拳术如故也！内功粗者可以祛病，精者乃可成道。然亦以自秘之故，不肯共同研究。彼国人自大学讲师、学生等人，老幼男女起而学静坐法，且学校列为课程，大学生有联合组织静坐会者。嘻！何其盛欤！而我国人则何如也夫?因自秘之故，濒于失传，亦可叹矣。”

这位因是子先生遂奋而著书，写了一本《因是子静坐法》，于民国三年(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他的这本书一扫神秘怪异之谈，“而以心理、生理之学解说之，凡书中之言，皆实验所得。”此书问世后，受到各界人士极大欢迎。据因是子自己说：“书出版后，购者络绎不绝，近则各省，远至南洋，无处不有学习之人”、“此书行销数十万册”。因是子先生也被聘到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以及江南各地学校演讲“静坐法”，影响很大。

这位蒋维乔民国初年曾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秘书长，后任北洋政府教育部参事，也是鲁迅以不屑口气斥为“那班教育家”之一；加上他又竭力提倡“国粹”之一的静坐养生——这自然成了鲁迅《杂感》中的一个目标。

谈到鲁迅对“静坐”要发“杂感”之前，不妨先谈谈鲁迅对另一“国粹”——中医的态度，因为中医同中国武术气功养生法有着密切不可分的联系。

在鲁迅的早期著作中，有不少是不相信和反对中医的。这是因为他父亲死于中医中的“庸医”之手，加之鲁迅又曾学习现代医学(西医)，故而他对中医常有贬词。如他在《呐喊·自序》中说他学习西医以后，“便渐渐的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在《华盖集续编·马上日记》中说：“中医，虽然有人说是玄妙无穷，内科尤为独步，我可总是不相信”。《内经》一书不但是中医的经典著作，也是武术养生学理论基础，但鲁迅在《华盖集·忽然想到》中却明确反对道：“做《内经》的不知道究竞是谁？对于人的肌肉，他确是看过，但似乎单是剥了皮略略一观，没有细考校，所以乱成一片……然而直到现在，前者还是医学的宝典……这可以算得天下奇事之一。”所以他只相信西医：“我幼时曾经牙痛，历试诸方，只有用细辛者稍有效，但也不过麻痹片刻，不是对症药。至于拔牙的所谓‘离骨散’，乃是理想之谈，实际上并没有。西法的牙医一到，这才根本解决了。”

鲁迅不相信中医，更不相信静坐养生。蒋维乔在《因是子静坐法》的《原理篇》中运用了一些中医术语如“丹田者亦名气海”等；在他译述的日本铃木美山所著《长寿哲学》的《病之原因》一节中，引用了德国科荷博士吞食细菌而不生病的事，来证实精神能影响人的生理功能、静坐调神能强身祛病的道理。这引起鲁迅的强烈反对，在年10月15日《新青年》第五卷第四号上发表《杂感·三十三》：

“现在有一班好讲鬼话的人，最恨科学，因为科学能教道理明白，能教人思路清楚，不许鬼混，所以自然而然的成了讲鬼话的人的对头。于是讲鬼话的人，便须想一个方法排除他。其中最巧妙的是捣乱。先把科学东拉西拉，羼进鬼话，弄得是非不明，连科学也带了妖气；例如一位大官做的卫生哲学，里面说——‘吾人初生之一点，实自脐始，故人之根本在脐……

故脐下腹部最为重要，道书所以称之曰丹田。’用植物来比人，根须是胃，脐却只是一个蒂，离了便罢，有什么重要。”

以今天眼光看来，鲁迅所指责的那位“大官”(指蒋维乔)的话并无大错，说不上是什么“鬼话”和“带了妖气”。由胚胎出生为人前不是靠脐带维系生命的发育吗？蒋维乔试图用现代科学阐述人体某些部位很重要的原理，虽不一定十分精当但未必就是“最恨科学”和在“捣乱”。如按鲁迅说法，中国医学中经络、穴位学等基本理论就全是“鬼话”、“妖气”。

在这篇杂文里，鲁迅对一个据说有“天眼通”(相似于现在所说的特异功能)的“神童”的批判，却基本上是正确的。

原来当时山东历城有个叫江希张的小孩是个“神童”，有先天“神通”(特异功能)。传说他不到10岁，就著了《四书白话解说》、《息战》、《大千图说》等书。他在《三千大千世界图说》中说他有“天眼通”(遥视遥测的特异功能)，能看见天上地下的情形，能看见宇宙中其它星球的情形：“今科学家之发明，欲观天文则用天文镜……然犹不能持此以观天堂地狱也。”他“天眼通”看到的宇宙情形是怎样的呢?在他书中写道：

“赤精天……有毒火坑，以水晶盖压之。若遇某星球将压之时，即去某星球之水晶盖．则毒火大发，焚毁民物。”“据西学家言，恒星有三十五千万，以小子视之，不下七千万万也……”“日面纯为大火。……因其热力极大，人不能生，故太阳星君居焉。”

这个叫江希张的“神童”的“天眼通”，和现在一些自称能和“玉皇大帝”、“观世音”交流“宇宙语”的“特异功能者”之类颇有异曲同功之妙。《大千图说》于年出版，作者在书中说他“创立三千大千世界之说”，是鉴于“近来物质家，创无天帝鬼神之说，一时靡然从风，不知其贻害之大，将有使全球民物同归于尽者”。他还扬言：要使“天下人人莫不敬天畏天”。这段话，更简直同近年一些新编“气功”的“鼻祖”、“大师”们声称的“到了21世纪世界将毁灭”，只有人人都练他（她）那家气功才会拯救人类的论调如出一辙。

那个“神童”江希张被国内外的守旧势力所广为宣传，美国的李佳白还以“万国道德总会”名义出版了“神童”著的《息战》一书，并为该书写序，称他“具天纵之姿，有卫道之志”，“以一童子而能融洽教理，为世界民族请命”。

所以鲁迅在嘲讽蒋维乔的静坐养生法后，又辛辣地在《杂感·三十三》中写道：“捣乱得更凶的，是一位神童做的《三千大千世界图说》。他拿了儒、道士、和尚、耶教的糟粕，乱作一团，又密密的插入鬼话……”鲁迅对此作了许多批判。

据说，这个“神童”所谓10岁著书的特异功能都是假的，《三千大千世界图说》等书都是他父亲江钟秀和别人代写的。

近年来，有人认为有关气功及特异功能的争论只是解放后的事，以上事实说明并非如此，说明早在80年前就有对“伪科学”的批判。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反对静坐养生的并不仅鲁迅一人。《新青年年4月1日在第三卷第二号发表一篇《体育之研究》中就有一段话：

“近有因是子者，言静坐法，自诩其法之神，而鄙运动者之自损其体。是或一道，然予未敢效也。愚拙之见，天地盖惟有动而已。”

作者署名“二十八画生”——即毛择东。

年1月长沙《体育周报》特刊第二号有篇《辟静坐》，更激烈地写道：

“静坐的最大害处，就是使人趋于消极，我们一天天的习静，清心寡欲，就一天一天把进取心消磨了……这样子的静坐，即令能祛病，能延年，也不过替我们中国多造一些人类的寄生虫，和社会的蟊贼……”

如果说毛泽东对“静坐养生”的批判，还主要从运动形式（动和静）出发，这篇《辟静坐》则纯粹把运动方式“无限上纲”到政治批判上，已很像文革时期“火药味”浓浓的“大字报”了。

虽然鲁迅、毛泽东等人都曾反对静坐气功，但中国许多人仍坚持静坐锻炼，当时的一些高等学府还成立师生组成的“静坐会”(相似于如今的健身俱乐部、协会)。静坐法流行不衰，许多提倡新文化的斗士也靠它祛病强身。比如郭沫若，他因年青时治学过勤患严重神经衰弱，形销骨立、夜不能眠，痛苦得几乎自杀。百药无效之时他坚持静坐练功，结果顽疾痊愈。静坐法的奇效使他多次浩叹道：

“从前眼前的世界只是死的平面图、到这时候才活起来，成了立体。”“静坐于修养上是真有功效，我很赞成朋友们静坐。我们以静坐为手段，不以静坐为目的，是与进取主义不相违背的。”

这种见解，比之鲁迅等人偏激批判无疑公允得多。

鲁迅反对静坐养生的同时，还明确反对另一国粹——中国拳术。原来，当时提倡武术者中，除了众多武术家外，还有许多爱好武术的当权者。如马良(又名马子贞)，回族人，民国初年任北洋皖系军阀中陆军第四十七旅旅长兼济南卫戍司令官，后任济南镇守使。他甚好武术，自己创编了一套技击术，包括了摔角、拳脚、棍术和剑术四科，并将其用于军队训练中。马良竭力提倡“国粹体育”，曾说；“考世界各国，武术体育之运用，未有愈于我中华新武术者。”他倡导要将中国传统武术发展成“新武术”，使之成为“我国之国粹”。他认为欲使武术发展普及，还应推行一种标志各级官阶身份，共三等九级的“佩剑制度”，以发扬武德、武风。

当时的北洋政府和一些教育家(如章士钊、蔡元培等)对此很赞赏，将它列入中等以上学校的“体操课程”，当时的中华民国政府国会还通过了把“新武术”定为全国“学界必学”之“中国式体操”的决议，以利普及，成为教科书。在一些高等学府还成立了武术组织，如北京大学就在著名教育家蔡元培的倡导支持下成立了“技击会”，师生中参加者甚多。

鲁迅对此极为不满，于是在年11月15日《新青年》第五卷第五号上发表《杂感三十七》，以他特有的辛辣笔调嘲讽道：

“近来很有许多人，在那里竭力提倡打拳。记得先前也曾有过一回，但那时提倡的，是满清王公大臣，现在却是民国的教育家。地分略有不同。至于他们的宗旨，是一是二，局外人便不得而知。现在那班教育家，把‘九天玄女传与轩辕黄帝，轩辕黄帝传与尼姑’的老方法，改称‘新武术’，又是‘中国式体操’，叫青年去练习。”

鲁迅很反对“竭力提倡打拳”者认为可将“新武术”用于“体育上”和“军事上”的观点。鲁迅认为；“依我想来，两手拿着外国铜锤或木棍，把手脚左伸右伸的，大约于筋肉发达上，也该有点‘效验’”。因此他反对将打拳用在“体育上”，嘲讽“据说中国人学了外国体操，不见效验，所以须改习本国式体操(打拳)才行”的说法：“无如竞不见效验，那自然只好改途去练‘武松脱拷’那些把戏了”。

鲁迅对打拳可用在“军事上”尤为反感。他又嘲讽道：

“中国人会打拳，外国人不会打拳：有一天见面对打，中国人得胜，是不消说的了。即使不把外国人领袖扯下’，只消一阵‘乌龙扫地’，也便一齐扫倒，从此不能爬起。无如现在打仗，总用枪炮。枪炮这种东西，中国虽然‘古时也已有过’，可是此刻没有了。藤牌操法，又不练习，怎能御得枪炮?我想(他们不曾说明，这是我的‘管窥蠢测’)：打拳打下去，总可达到‘枪炮打不进’的程度(即内功?)这件事从前已经试过一次，在一千九百年。可惜那一回真是名誉的完全失败了。且看这一回如何”

鲁迅认为“清朝末年(年)“满清王公大臣”提倡打拳(如端王载漪、大学士刚毅等)，支持义和团广设拳坛，结果后来是“完全失败了”。更何况“无如现在打仗，总用枪炮”，所以鲁迅反对“打拳”能用在“军事上”的说法。

鲁迅也反对提倡、普及武术这一“国粹”，他在《杂感六十四》上再次尖刻地写道：

“北方人可怜南方人太大弱，便教给他们许多拳脚：什么‘八卦拳’、‘太极拳’，什么‘洪家’、‘侠家’，什么‘阴截腿’、‘抱桩腿’、‘潭腿’、‘戳脚’，什么‘新武术’、‘旧武术’，什么‘实为尽美尽善之体育’、‘强国保种尽在于斯’……直隶山东的侠客们、勇士们呵!诸公有这许多筋力，大可以做一点神圣的劳作……我们改良点自己，保全些别人；想些互助的方法，收了互害的局面罢！”

认为传播中国传统体育武术，是“互害”——鲁迅这一立论今天读来是颇使人吃惊的，无疑很有点偏激、过“左”的味道。

鲁迅对武术界内部的争论更加以嘲讽。山东人王讷(众议院议员)曾提出“推广中华新武术建议案”，提倡改革武术使之成为中国式体操，此议案于19l7年3月22日经众议院通过，而一些热爱传统武术者(如中华武土会)表示反对，认为这样会使武术这一国粹的特色丢失。（本文作者注：这种情况，很像现在“官方武术”如“自选拳”、“国家规定竞赛套路”等与“民间武术”争论的情况。）鲁迅讥讽这是“同业的内讧”：

“但总觉现在时势不很太平，无论新的旧的，都各各起哄：扶乩打拳那些鬼画符的东西，倒也罢了……””北京议员王讷的提议推行新武术，以‘强国强种’；中华武士会便率领了一般天罡拳阴截腿之流，大分冤单，说他抑制暴弃祖性相传之国粹”……

鲁迅对武术这一“国粹”的讥讽反对是否正确呢?这里且先不讨论。只须说出的是，当鲁迅那篇《杂感三十七》一问世，立即有人力加驳斥。驳斥者并非鲁迅讥讽的“那一班”提倡打拳的“教育家”，而是热爱武术的武林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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