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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秘密结社组织常利用流行的武术拳种，将画符扶乩、托言圣贤、练咒邪法等巫术仪式与习练拳棒等武技融为一体，形成巫武合流的特征。武术秘密结社组织的类型可分为秘密教门的文武分场、秘密会党的神灵附会和民间拳会的设坛降神。武术发展历史长河中，武术套路渊源可能始于“模仿巫术”，武术理论的阴阳、五行、八卦等玄学亦具有神秘性，不少武术拳种和门派的起源也有自身的传说。特别是明清社会动荡之际，以义和团为代表的武术秘密结社组织，与巫术相互依存。义和团等结社组织借助巫术手段可迅速扩大规模、吸纳成员，其所运用的武术招式与巫术仪式嫁接，借助巫武合流激发集体战斗的迷狂状态。秘密结社组织中的巫术特征对武术影响包括：推动武术的普及与传播，催生众多武术门派的形成，促进内外功法的完善，残留着封建糟粕和虚妄的因素。面对古已有之的武术结社组织中的巫术特征应积极引导，挖掘其学术和社会价值；对以武术之名，行巫术之实的“毒瘤”应坚决取缔并追究相关责任。

关键词：身体文化；巫术；武术；秘密结社组织；仪式

来源：《体育科学》年第2期

武术发展过程中，特定历史环境和社会背景下的武术组织和民间传承，对多样性武术文化形成，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秘密结社组织，便是武术民间传承的重要载体之一。秘密结社又被称为“秘密社会”，缘起于一部分下层群众，为求得精神慰藉或生活上的互济互助和自卫抗暴，而自发结成的社会组织［45］。秘密结社的数目众多、关系复杂，依据组织特征大致分为3种组织类型，即会党、民间宗教和拳会［7］。虽然不同类型秘密结社组织各具特征，然而，出于政治、经济、精神信仰等主观诉求，习武练拳成为秘密结社组织的普遍现象。在国家权力难以触及或无从顾及的社会空间，秘密结社中的巫觋文化、精神信仰、玄妙仪式等不断影响着武术，使尚未经现代科学过滤的武术，沉积有深厚的神秘主义元素。本研究以武术秘密结社组织中的巫术影响为研究主线，通过文献资料和武术发展脉络的梳理，探讨为何武术结社组织与巫术联系在一起，通过分析武术秘密结社组织中的“巫文化”，论述秘密结社组织巫术特征对武术发展的影响以及当下应如何面对这一问题。

、结社组织借巫术手段达到所谓“神助”的目的

中国有着漫长的“巫史传统”，早已有神灵观而欠缺完整体系，未形成成熟的“国家信仰”，这使得巫术影响的时间更久、地域更广、受众更多。自中华文明早期的“家为巫史”转而到“绝地通天”之后，“巫”成为“君”的特权职能。在卜辞中可见“巫”与“帝”常常关联，如“帝于巫”“帝北巫”等。体制上“寝庙相连”，处理人间与侍奉鬼神事务在相连之处进行。因此，“巫君合一”“王为首巫”成为中国皇权的特征［33］。

“六王毕，四海一”［20］，专制集权的大一统局面由秦始皇实现，他自然希望继承“君权神授”的传统，因而合“三皇五帝”称谓，自称皇帝，制定尊君抑臣的朝仪和文书制度，确定与皇帝相适应的祭祀与封禅大典等，确立皇权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威。皇权和忠君观念虽看似完整，而挑战却来自现实生活受压迫的农民，农民起义的“造神”运动是为打破“皇权神授”观念，因而有着补充信仰空间、完善神灵体系的意义，历次农民起义均需借助巫术伎俩便是力证。“真命天子出世”的说法，成为迫切希望解脱现实困境的农民造反思想武器。陈胜、吴广准备揭竿而起时，多次借用巫术之法，《史记·陈涉世家》［54］载：乃行卜。卜者知其指意，曰：“足下事皆成，有功。然足下卜之鬼乎！”陈胜、吴广喜，念鬼，曰：“此教我先威众耳。”乃丹书帛曰“陈胜王”，置人所罾鱼腹中。卒买鱼烹食，得鱼腹中书，固以怪之矣。又间令吴广之次所旁丛祠中，夜篝火，狐鸣呼曰：“大楚兴，陈胜王。”从中可见，人类遭受群体威胁时便会产生很强的凝聚力，凝聚力形成依靠共同信念的追溯和强化，陈胜、吴广起义军在生死存亡之际，借楚国将领项燕和公子扶苏名号，是尊崇尚武先祖和交感巫术的应用。

明清以降，中国秘密结社组织繁多，可归纳为白莲教和天地会两大系统，以“会党”和“教门”形成两大组织特征，以民间宗教之名，行巫术之实的各类“教门”影响更大［57］。近代以来影响较大的秘密结社组织就有白莲教、天地会、会门拳、义和拳等，其传承抛弃日积月累的师承式习武方式，而偏重于倚赖神灵、巫术激发出来的“精神变态”［72］。纵观近现代武术史，清末华北地区活跃着不少民间教门、拳会一类的武术秘密结社组织，其主要由民众为获得载体，以“三阳”“劫变”或“八字真言”等教义为基本信仰，以传教及习练气功、武术等为凝聚方式，但不为统治阶级所允许存在而秘密收徒传教，由于同处一个地理环境和社会文化条件下，清代教门与拳会相互影响颇深，并在恶劣的生活环境中组织下层群众，寻求人际倚赖和相互援助，继而在一定条件下反抗朝廷，因而屡屡遭到统治者的血腥镇压［73］。从中可以看出，民间社会群体还受到历史文化、心理因素、传袭力量以及习惯势力的影响，形成无形约束力规范民众思想意识和行为方式。受巫术影响的武术团体，对社会治理还起到一定干扰，尽管其中带有愚昧和落后特征，但对参与者来说却是自觉遵守的。由于“禁武”成为中央集权封建统治阶级维护社会稳定的惯常手段，因此，武术结社只能转入地下发展的秘密状态。例如，《大清律例》［66］载：“游手好闲不务本业之流，自号教师、演弄拳棒教人，及投师学习，并轮叉舞棍，遍游街市，射利惑民者，并严行禁止。”秘密结社在组织上采用家族制管理，内部治理“崇尚专制”，思想意识以巫术迷信为联系纽带、以念咒施符、神拳乱舞为传徒聚众的手段，组织成员则多为下层民众。

秘密结社对下层社会武术传播具有有利的一面，参与者在举事前以各种途径秘密组织民众习武。暴动过程中武功更是成为决定生死之事，不可一日不练。如若暴动失败，余下民众会四处逃亡，又将武术带至其他区域传播。例如，9世纪中叶的太平天国运动，起义前以“拜上帝会”组织民众，设“大馆”习武练拳，更有“东王”杨秀清假借巫术神灵威力，装神弄鬼、以神附体、代天父言。其“建国纲领”《天朝田亩制度》［28］原文是：“天下大家，处处平匀，人人饱暖矣”。从其时代背景和实际做法来看，“无处不均匀，无人不保暖”的口号恐怕只是“美丽的谎言”。对于武术传播而言，太平天国军队中，不仅成年男性士兵练武，而且组成“童子兵”和“妇女营”。少年儿童“行则背负刀剑”［7］，跟着大人练武，而且“令通文理者教习读该逆所撰妖书”［］，被清廷诬为妖书的实际是带有巫术特征的“旧遗诏圣书”“新遗诏圣书”等“拜上帝会”的教义，少年儿童熟读此书犹如被洗脑一般，作战极为勇敢，“临阵勇往直前，似无不一以当十”［7］。童子兵“皆不畏死，无不以号叫跳跃为乐者。且手足轻便，往往登高如履平地，更有捷若猿猴，为人所不及防，转瞬而去，为人所不及追。”洪秀全发布诏令，在《十款天条》规定：“男呼兄弟，女呼姊妹，不别尊贱。”［59］甚至提出妇女也编练队伍、习武练武。为此，太平天国还革除了妇女缠足的陋习，洪秀全号召“男将女将尽持刀，同心放胆同杀妖”［4］。致使女兵赤足裹头，攀援岩谷，勇健过于男子。临阵皆持械接仗，官军或受其衄。太平天国运动从自身群体利益出发，提出“男女平等似兄弟姐妹”的主张，借助基督教形式使其发展为宗教异端，更引发为男女皆可上阵搏杀，借此信念激发不畏生死的战斗热忱。

群体和个体的心理运行机制类似，适当夸大自身的能力是提高自信心和自豪感的有效途径，对处于社会劣势的农民群体而言，无疑是渡过难关的良药，使自己朝着理想化、完美化的方向跃进，这一做法其实是延续巫术积极思维的传统。我国历史上不断出现的农民起义，往往会被自身的劣根性所击溃，凝结在乡土之间秘密结社组织的巫术迷信，成为这种劣根性的集中体现，贫苦的农民起义最终往往被地主、贵族所利用，成为改朝换代借用的工具。

2、武术秘密结社组织中的“巫文化”

中国传统社会的秘密结社之所以多以武术为依托，是由于巫武合流满足秘密结社的需要。秘密结社组织性质往往并非是以习武为目的体育社团，而是以武术为工具的政治组织。武术服务于秘密结社的政治目的，因此，其开展武术活动，并非或主要不是为发展武术，而是满足其社会组织需求，武术成为政治工具，因此强化巫武合流。这就打破了巫术与武术日趋疏远的自然演进过程，在秘密结社政治需求的作用下，将巫武关系扭曲到荒诞的程度，这对中国武术发展的影响是深远的，因此，有必要对武术秘密结社组织中的“巫文化”进行细致的剖析。

2.武术秘密结社组织的类型

2..秘密教门的文武分场

秘密教门泛指为政府及正统宗教排斥与压制的民间宗教流派。秘密宗教的活动多为统治者所警惕和忌惮，为应对官方压制，秘密宗教组织成员习武自卫成为传统。从汉代的五斗米道、太平道，到此后的弥勒教、摩尼教，再到宋元时期摩尼教衍生的明教和佛教的异端白莲教，与之相关的武装起义和暴力活动层出不穷。明代以降，秘密宗教虽遭遇大规模的官禁与清剿仍旧势头难减，在民间乡村土壤中信众广布、分化流变，成为一股难以抑制的势力，这其中尤以白莲教影响最大。直至清代，白莲教仍屡禁不止，并在传播过程中衍生出许多形式，其地域不定、名称各异，而教义中信仰“无生老母”，宣扬“弥勒救世”是其共有特征。

清代乾隆年间，白莲教出现“坐功运气型”的支系，强调默想和坐功运气，同时背诵咒语。年的王伦清水教起义和83年的八卦教起义，便是由“坐功运气型”秘密宗教聚众发动的。据载，“（王）伦，阳谷人，貌魁岸，性狡黠，多力有拳勇。尝为县役，因事责斥，无以为生，遂抄撮文书，为人治痈疡，颇验……又诡称遇异人，授符，能如鬼神诸邪法，以惑愚民。”［62］王伦继承并改造“闻香教”中对教徒实行文武分场的做法，练气者称文弟子，习拳棒者为武弟子。武弟子演练拳棒技艺，文弟子令念咒运气，妄称功力精纯得见“无生老母”。现实情境中的文武分场并不严格，许多教徒同时兼习文武，既坐功念咒、又练拳习棒。到之后的八卦教起义时，教中也有文卦、武卦之分。义和团的源流之一，梅花拳中的文武分场更为成熟。由于存在文武场的划分，使习拳练武进入到秘密宗教的仪式中，二者形成相对密切的关系［75］。浓重的宗教色彩改变原本相对单纯的武术，拳棒练习与断食、练气、符咒等内容相结合，在增添秘密宗教蛊惑性的同时，使得武术沾染浓郁的神秘色彩。

2..2秘密会党的神灵附会

秘密会党主要是以组织信众，通过模拟亲缘关系仪式等方式，而建立起来的团体组织。在组织形式上保持游民组织特性，信仰上注重忠义，巫术迷信色彩较浓烈，主要活跃于中国南方地区［8］。会党与秘密教门相比出现较晚，以天地会即洪门系统最具代表性。陶成章［56］在《教会源流考》提到：“南方之人智而巧，稍迷信而多政治思想；北方之人直而愚，尚武力而多神权迷信。”会党有异于教门，少了深奥玄妙的宗教教义，但政治目的性更为强烈和直接。由于会党成员的头目选拔原则之一是“论武艺，不论年纪”，组织中精于武技者不在少数。又因需要通过与官府抗争或民间私斗来争取生存空间，吸收大量武术高强之士参与其中。所以，会党中武术活动是其常态。清代民国期间，闽、粤、川武术和天地会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

在会党创设过程中，往往出于组织扩张等目的，在会党源起、创始人、发展历程中添加大量附会和传说，且均与武术有较大关联。天地会中流传的少林僧人征西鲁的故事中，通过杜撰官方对少林僧人的迫害，虚构“五祖”南下构建的南少林武术体系。征西鲁中“六丁六甲”征战之事和天地会中拳棒符书“阴阳兵符、雷兵雷将”等记录的存在，让其武术活动“流露出了一定程度的神灵色彩”［7］。因为会党行动多隐秘诡异，流传的文字资料充斥神灵附会，加之组织结构复杂诡秘，武术活动常秘不公开，增强了武术传承与传播的神秘色调。

2..3民间拳会的设坛降神

民间拳会是指以习拳舞棒等活动构建的武术团体，自乾隆年间之后，在华北的乡镇普遍存在。民间拳会平时大多单纯练武，但后来受到秘密教门影响，融入宗教色彩［63］。拳会与教门在长时间内有着若即若离的关系，清代著名的拳会，如棒棰会、大刀会、义和拳、梅花拳等，都曾参与秘密宗教活动甚至起事。但两者并不能等同视之，拳会习武自卫的目的更为明显，较之秘密宗教，其组织严密性相对较弱。

由于拳会在民间长期与教门组织共处，受精神信仰的影响，拳会中的武术常产生一定的变异，逐渐出现神秘化倾向。譬如，雍正年间的大刀会是清代早期民间拳会之一。大刀会有一项“金钟罩”绝活儿，本为一种通过排打练习达到强壮筋骨的硬气功。但后来金钟罩在练习时附加一系列请神、吞符、念咒，类似巫术的仪式，为其笼罩一层神秘的色彩［5］。这些身体动作和巫术仪式，显然是从秘密教门的原始信仰吸收而来。在梅花拳、大刀会、神拳等团体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义和团组织，更是将习武行为与设坛降神等巫术活动紧密结合，吸取秘密教门的活动形式，参照神话戏剧的表演模式，以“戏剧性的幻觉支撑起了拳民们空前自由的幻想”［42］。民间信仰、民间宗教、民间戏剧和拳术的杂糅，成就拳民神灵附体、刀枪不入的神话。在此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神秘化仪式成为拳会习武的重要组成部分，出现在不少地区的拳场会社之中。

2.2武术传统中的神秘因素

训诂学的研究认为，舞、巫、武3个汉字是字形分化的同源字［37］。字形的同源反映出舞、巫、武3类文化在源生状态相互交错的复杂关系，这从当前人类学的相关研究中也可得到证实。广西柳州三江县的偏远山区，现今仍残存南部侗族“抬官人”活动，所表现出原始宗教、武术、艺术的交融状态便是一例［55］。中国传统的世界观和思维方式本身就带有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46］。武、巫同源，武术又生长于具有神秘主义特色的中国传统文化沃土之中，因而，武术文化很早就沾染上神秘主义特征。

武术拳械的起源多被神化。《吴越春秋》［68］记有剑术精妙、剑道高深的越女，曾与真身为白猿的袁公试剑一事，因此，白猿擅剑广为传颂和演义，常见于文人笔下。南北朝人庾信《宇文盛墓志》中有：“授图黄石，不无师表之心，学剑白猿，遂得风云之志。”杜牧［9］有诗云：“授图黄石老，学剑白猿翁。”唐传奇小说《补江总白猿传》［52］中也有舞动双剑的白猿形象。到明代唐顺之所作《峨眉道人拳歌》有：“道人更自出新奇，乃是深山白猿授”①的诗句，至此，白猿终被神化为拳术宗师。除白猿之外，少林武术宣称传自达摩祖师，少林棍法始创于紧那罗尊者。黄宗羲［27］竟也在《王征南墓志铭》中，将内家拳鼻祖归于武当道人张三丰，称其：“夜梦元帝授之拳法，厥明以单丁杀贼百余。”达摩、紧那罗、张三丰等人皆身世成谜、神乎其神，于是，关于少林、内家等拳术的起源，自此笼罩上神秘面纱。

就武术套路而论，其缘起及用途众说纷纭，但武术套路始于“模仿巫术”的观点很值得深思［6］。因为，依据此说不但能够阐明“巫”与“武”之间的近亲联系，更能解释为何武术文化中充斥大量关于挂画上墙、飞檐走壁、隔空击刺等，具有明显原始巫觋色彩和神秘传闻的内容。这些现实中根本无法印证的技法，却堂而皇之地出现在各种武术典籍之中，自古至今层出不穷，实则正是巫术对武术的影响与遗韵。

此外，武术理论之中也蕴含着神秘的气息。自汉代开始“天人感应”的阴阳五行系统论，成为主流统治意识形态为社会接受［32］。阴阳、五行、八卦等玄学蕴含有浓郁的古典哲学思想，不断渗透进入武术的理论体系，终在明清之际与经络、中气、穴位等传统医学理论融入武术功法之中，提升武术的理论性和文化内涵［58］。随之而来的是拳理、拳法因吸收哲学义理而愈显玄妙，神秘成分愈积愈重。

2.3秘密结社组织依赖武术与巫术生存

秘密结社组织的历史久远，明清之际复杂社会条件和尖锐社会矛盾，使大量秘密结社组织不断涌现。而此时，经历元代统治者严格禁止的武术，已逐渐脱离军事战阵，扎根于民间私密情境下自成体系，并走向成熟。由来已久而又不断扩张的秘密结社，遭逢地下传承且已枝繁叶茂的武术，两者的结合带有不可避免之必然性。

.结社与习武之间向来关系紧密。宋代社会结社风气已经盛行。每当边境或地方不安定，民间群体便会纷纷结社自保，乡社武装遍布全国各地，农村普遍如此，城市也不例外，勇武者也相结为社［53］。北宋时期较有影响的结社，便有弓箭社、买马社、忠义巡社等团体，由边区民众为抵御外来侵袭和维持地方治安而自发组建，武艺是其立足之根本，也是其联结乡民、聚众成社的普遍方式。秘密结社更是因为有明确以武力寻求生存的目的，所以它对武术的需求可谓与生俱来。民间秘密结社之所以为官方所不容，是因为参与者“好学拳棒，往往创立会名，联合声势”［24］，“阳以教习拳棒为名，阴行其谋为不轨之实”［36］。武术置身于秘密社会之中，成为各类组织凝聚民众、谋求利益的特殊手段。

2.结社作为以百姓为基础的群体组织，吸收成员、扩大规模是其必然选择。秘密结社长期隐匿于底层，发展对象多为民间草根，如欲变松散的乌合之众为强有力的群体组织，思想意识的控制自然不可或缺。在人的思想意识存在局限、社会文化相对混乱的封建统治时期，秘密结社常以带有神秘主义的宗教信仰或迷信崇拜，作为招徕会众和强化组织的重要手段。这种方式从太平道、黄巾军等农民举事开始已然形成。义和团运动兴起之初，时人评论“东省恶习，立教惑众，积渐已久”，其弦外之音恰是说明宗教迷信等手段对于笼络民众的有效性［36］。其他教门、会党、拳会，无不或以教义，或以仪式混淆视听，以达到收服会众、发号施令的目的。

“皇权神授”使民众造反总想笼罩天道恒常、天运永贯光环，《莱阳县志》［30］曾载民众如何选择尚武保护神：迷信者专事于祈禳，或祷于天地，谓之天地口愿，或祈灵于狐狸，或延请巫觋。痘有神，谓之痘哥哥；疹有神，谓之痘娘娘。足疾则许鞋于翘脚娘娘，目昏则许眼镜于眼光菩萨，腹疼则许五脏于宝藏爷爷，筋疼则许麻经于筋骨老爷。甚或好事妄传，岩石之罅，枯朽之木，亦莫不有神。

武术秘密结社的各种仪式根据诸多鬼神而设立，成为武术神秘文化发酵的沃土。原始宗教的泛神特征，在相对落后的封建小农经济环境中保存下来的习俗，使民众对各类信仰之间界限较为模糊，只要可用便为己所用，这种“全神合一”的观念，成为武术借巫术“起事”的精神源泉，在此武术与巫术达到相处共生、并行合流。“在秘密会社中，由于宗族之间打斗和反抗统治者，几乎无一例外地习拳练武，为便于笼络徒众，秘密会社往往以一些迷信信仰相号召。因而形成明清结社组织所习武术，多是亦武亦巫性质。”［5］可见，通过武术强健组织成员的体魄增强战斗力，以神秘主义的巫术特征，掌控群体会众精神以固化组织性，几乎已成为秘密结社组织的定式，武术与巫术共存让秘密结社受益匪浅，成为其十分依赖的生存方式。

清代武术特点之一是对内功的无限追求，使中国武学的自生超越意识极强，又使得习武者往往不以血气方刚为高明，而追求内外兼修，成就神奇的门派拳种，为习武者提供无限遐想空间。所谓内功到家，则可“目透重壁、鼻嗅天香、耳闻蚁斗、口吐碧火、舌缔青莲、声震苍天、手破崖壁、足踏波面、气结霞雾”。这貌似夸张的奇艺功能为武术文艺，特别是武侠小说、影视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滋养和驰幻入圣的想象力基础［34］。

3、义和团运动巫武合流的个案分析

巫武合流促使秘密结社组织中习武与练气结合，而清代武术与气功紧密联系，成为民间习武活动的普遍现象，也是民间武术秘密结社组织基本形成的标志。作为晚清秘密结社组织发展的典型代表，义和团运动中满目是巫武合流的现象，义和团是由山东冠县流行的义和拳与鲁西北的神拳，以及由大刀会、红拳会等秘密结社汇聚而成。义和拳本不带有巫术风气，山东冠县一带留下义和拳“不念咒、不喝符”的传言。但是，当与神拳等组织融合后，便穿上一般秘密结社组织共有的古老而神秘的“巫服”。

3.义和团借助巫术仪式进行传播

秘密结社组织针对底层群众，常利用流行的武术拳种，将易学、易记、易行的术势和功法交给会众。并将画符扶乩、托言圣贤、练咒邪法等巫术仪式与习练拳棒等武技融为一体，行巫武并用的特点。在义和团运动中，如果没有朱红灯，恐怕“神拳”只会局限于山东和直隶交界州县活动，如山东巡抚张汝梅［50］奏折所言：“人民多习拳勇，创立乡团，名曰义和”。义和团当时不过是官方“乡团”的一股力量，初创的目的竟是为应对太平天国北伐和也有巫术性质的鲁西北白莲教起义军。朱红灯首先参加的是大刀会，但大刀会被取缔后，朱红灯开创为群众所喜欢接受的各种巫术仪式，如可避刀枪的神术“刀枪不入”。鲁西南是大刀会的故里，而神拳兴起的鲁西北对于大刀会运作和招式都缺乏了解，这给了朱红灯演绎的空间。于是，在大刀会需刻苦习练的“金钟罩”，到义和团便可通过“降神附体”仪式演化为“刀枪不入”。

“神拳”选择了最简单却又最有特效的一种形式——巫术。义和团“神拳”巫术仪式包括，向东南方叩头、念咒、吞符，例如，有童子“阖睛念咒，面南三揖，报毕即作拳势，往来舞蹈，或持竹竿、木棍等物，长者以当长枪大戟，短者以当双剑单刀，各分门路，支撑冲突，势极凶悍，勇不可当”；有的则为“师诵咒，弟子向南揖，勇捷异常，手舞足蹈，旋昏晕仆地，起即言某神人在此”［0］。难怪有人评论：“此等拳勇技击不过体操一端，将来尚须练习呼风唤雨、飞云走雾等术。此等邪教，不知由何处传来，名为义和拳。”［38］

为塑造战神和尚武神灵形象，义和团神灵崇拜步入不加选择地步。裕禄［23］在光绪二十六年四月（年5月）奏折中指出：义和拳会传习拳棒者，皆系无籍游民，托之持符念咒，能降神附体，枪炮不伤，游行各处，诱惑乡愚，聚而演习。其所供奉之神，大都采择稗官小说之人。“拳民”臆想的被请之神常是小说和戏剧人物，如武松、孙悟空、黄天霸、关羽、吕洞宾等［25］。这类粗犷不羁的人物成为义和团民精神偶像，讲义气、重朋友，保持独立个性，与官府距离时远时近，符合义和团“扶清灭洋”的口号。程啸［7］指出：“历次农民起义都未出现拳民中千姿百态神灵，天运往复取决于神灵旨意，侵略与反侵略在心理文化上折射出乡土众鬼神与洋上帝‘大开战’神话场面。”“神拳”信众把无法理解和控制的现象，投射到各类尚武人格特点的外在对象上，大至天神王母，小到鸟兽鱼虫，皆可成神为己所用。

作为义和团“神拳”首领，朱红灯表演起“降神附体”相当精湛，降神附体仪式亦受信众的追捧，义和团的会众因此激增。在长清、茌平县一代拳种“昆阳拳、青令拳、颜合拳、大红拳、小红拳、王虎索阳拳”等，因“以降神附体附会金钟罩的请神练气”而纷纷改换门脸，将自己归入“神拳”门下［77］。年，0月3日，朱红灯路过茌平大张庄教堂时，发出攻打教堂命令并焚毁教堂，在火光中义和团拳民开始疯狂地跳舞，将义和团的巫术仪式演绎到最高潮［25］。

3.2义和团的武术招式与巫术仪式嫁接

义和团前身大刀会、红拳会等武术结社组织以舞拳弄棍闻名，随拳师习练“跑架子”“踢脚、甩手”［50］等技击招数，不乏“刀枪锤械各项技艺娴熟”［3］之人。按常理武术招式应以实用为首要目的，但秘密结社组织具有练功习武的突出特点，是将巫术的功能与武术招式结合起来，使神秘巫术仪式在拳坛大展拳脚，武术实用真谛尽失［48］。精通武艺非常年苦练不可，所以普通百姓精力往往用于巫术表演，明明看似习拳练技，实为演诵符咒。义和团引入降神巫术时，不仅抽掉某些固有内涵，而且隐去巫术仪式名号，而宁愿自称是“佛门”信众，将巫术限于“施法”。拳术在义和团拳坛中地位颇为微妙，它的出现既是“团民”平日习练武术根底的显露，更是杀敌实战需要。义和团既自称为拳民，又自诩为神兵，既在乎自己的真实武术，却又要宣称神力超越刀术拳法。巫术和神道在实战中毫不济事，所以丢不得“拳法”，而拳术不加神化又难以吸引人，因而，拳术就只好依附在神祇的庇佑之下。

关于义和团拳坛演练的口述史料记载，可作为武术招式与巫术互为利用的原始依据：习武前，焚纸香，磕头触地，掐诀。所谓掐诀是两手都从小指起挨次攀压成M状，默念咒语：“东南山请师父，下山教徒弟，上八仙，下八仙，中八仙，虎豹神，虎恶神，南海观世音。“念毕即大喘气，瞪眼睛，跺脚。武先生跪问：“什么神下山？”“……神。”武先生又问：“使什么兵刃？”“钢刀一把”或“长枪一杆”。递过之后，习武者就抡舞起来。不一会儿，武先生说：“某某某神归山吧！”习武者即卸法恢复原状［2］。其中，焚香、磕头、念咒、降神附体均为巫术仪式，舞刀弄枪或是“巫舞”，或是武术，但演练者称此为“习武”，请的神则均来自于神话传说，如“附体则以五禅、杨戬、武松、黄飞虎、哪吒诸名。”［5］义和团的请神仪式与念咒合而为一，失控的“情绪表演”也是义和团巫术仪式的基本内容，还有单纯模仿神鬼动作与习性。

3.3义和团运动所具备的巫术特征

义和团的巫术特征表现在仪式、咒语和禁忌3方面，仪式前文已有详尽论述，义和团“神拳”咒语的名目繁多，分析所使用的咒语发现，拳民并非通过企图以念咒请神增强自身神秘能力间接达到目的，当然还要借助武术招式等其他办法。例如，较典型的咒语：“北方洞门开，洞中请出枪佛来，铁神铁庙铁莲台，铁人铁衣铁避塞，止住风火不能来，天地玄黄，日月照我。”［6］这属避枪炮咒语，此外还有请师咒、护身咒、上体咒、闭火分砂咒等。更神奇的是“降神附体”，即神仙降临凡间，进入拳民体内的仪式多种多样。需请神附体的人或面向东南，或念咒，或舞剑，或耍刀，或叩头，或动作兼而有之，施法时要先念咒，祈求各路神鬼“显灵护身”“神灵附体”，神灵一旦附体，拳民精神意识便大变，行为也失去常态，通常会力大无穷，进而达到“刀枪不入”目的［26］。再如，练法初则念咒数语神即附体，咒语有：“快马一鞭，几山老君，一指天门开，二指地门来［开］，要学武技，请师傅来。”又一咒：“义气服人多，求老祖速降。”［60］说明拳民对咒语“能力”缺乏信心，其巫术性质也相对较弱，还要借助于其他手段，例如真正的武术技法、枪炮等。

义和团“乾字团”曾在天津三义庙建立坛口，团民人数达5万之众，大小头目在坛场教习民众操练类似巫武合流的法术。红灯照由“黄莲圣母”率领，是义和团中的女性组织，她们曾在攻打天津租界时散布乩语：“一片苦海望无津，小神忙乱走风尘，八千十万神兵起，扫灭洋人世界新。”［2］相互传：“向东南方焚香全供，跪咒一夜，下迟至天明，叩响头五百为要。”咒语为“来处来，去处去，生处生，死处死”［8］，念完咒语再叩响头，盘足静坐方可化险为夷。这等咒语用现在眼光来看，实在荒谬至极，到得洋人阵前只能是白白送死。但是，“刀枪不入”的巫技却受到端亲王载漪等皇亲国戚狂热追随，年拳民得以进京，打扮似“乡间业农粗笨之人，以大红布包头，正中掖藏关帝神马，大红兜肚穿于汗衫外，手持大刀长矛，腰刀宝剑等器械不一，各随所用。”［8］他们在北京首个坛口西裱褙胡同供奉伏魔大帝、鸿钧道人等神牌，端亲王载漪府内义和团头目来来往往，到年5月拳民很快激增到0万人。可见巫术直到近代，仍对社会各阶层的精神产生麻痹作用，影响社会的稳定。

关于巫术的“禁忌”特征，“巫师相信巫术中有‘反巫术’，倘若其力量更大，便会取消前项巫术做法的效力”［43］。义和团的禁忌包括：禁见秽物，凡血污及妇女贴身之物等在拳民眼中皆为“秽物”，都会影响“神术”施展，使神灵无法附体。忌贪财，凡身外之物不妄取分毫，否则就会冲掉“神术”中的巫力。忌茹荤饮酒，此忌与佛门之忌类似。可以说，禁忌是义和团不可或缺的手段。“其法择一净地，立一坛，日团。立意先吃素，最怕妇人冲，不准抢掠爱财。”［65］这里指明义和团“刀枪不入”等神功的巫术禁忌特征。

3.4借助巫武合流激发集体战斗迷狂状态

巫术作为不成熟的信仰，无所谓神圣与妖魔，使用的主动权掌握在人类手中。义和团运动借用巫武合流激发拳民群体幻想的色彩亦相当浓重，袁世凯［22］光绪二十六年四月奏：如欲赴某村讹抢，则分送传单先期征召。逐一吞符诵咒，焚香降神，杂沓跳舞。为首者指挥部署，附会神语以诳其众。临阵对敌，其头目手执黄旗，背负神像，徒众分持枪刀及鸟枪抬炮，群向东南叩头，喃喃作法，起而赴斗，自谓无前。

以上临战降神磕头念咒的情景是义和团热衷巫术幻想真实写照，借助巫术法力做出超出狭隘经验范围的“神灵附体、刀枪不入”，这种集体巫术幻想有其特殊时代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原始文化中武术、巫术、舞蹈关系密切，但汉民族舞蹈往往在漫长的历史洗礼中过早衰退，尤其是下层民众舞蹈习俗，在主静抑动的儒家传统思想压制下逐步消失。而乡间秘密结社巫术仪式，为巫武合流留下巨大空间。巫师职业包含武术功法，在念咒等静态仪式之后，诸如“跳大神”一般失神狂舞便成巫师的拿手本领，巫师可无章法乱跳直到浑身抽搐、口吐白沫为止，呈现病态癫狂特色。

柯文引用口述史材料说明义和团巫术核心是降神附体仪式：降神附体是指神灵降临凡间，进入义和团民体内。降神附体仪式多种多样。请神附体的人或者面向东南，或者念咒，或者叩头，或者烧香，或者这些动作兼而有之。普遍而言，团民先求或请某个神降附到自己身上。一旦神附了体，团民的意识就会大变，行为也失去常态，而且常常变得力大无穷，这种状态有时被人称为“上法”［29］。柯文曾评价说，有时宗教似乎脱离中国人的意识，而另外一些时候，宗教又会主导一切。武术、医术及民间文学和戏剧中主人公，在“世俗化”的中国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宗教属不同族群精神生活的核心凝聚力，如果缺少成熟的宗教，巫术就会乘虚而入，在中国尤甚。通过巫武合流达到降神附体的通灵目的，表现出义和团所具有的巫术社会表演特征。

巫师大多世袭且掌握施巫做法的整套仪式，但是，由于义和团运动的兴盛，巫师的需求量往往“供不应求”，这使得拳民人人皆可成巫。义和团运动从创始起便是有明确敌对目标的民间武术团体，以坛口为聚集单位建立在家族血亲“亚宗族”的基础上，坛口首领往往也是尚武的巫术信仰领袖，巫术仪式作法的功利性质由于社会压力格外突出，借助武术与巫术的结合建构起新的社会组织秩序。通过集体迷狂的巫武合流仪式，产生强烈神圣感和归属感，刺激拳民血性和胆气，在梦幻般想象力麻醉下冲锋陷阵、杀敌图存，生死攸关的战斗仍借助巫术仪式团结和凝聚人心［4］。

4、秘密结社组织巫术特征对武术发展的影响

4.推动武术的普及与传播

秘密结社的成功所构建的范式是“利用已经流行的武术拳种，将易学、易记、易行的术势和功法教给会众，并将画符扶乩、仙佛临场，练咒语邪法等宗教仪式或迷信活动与习练拳棒的武技练功为一体，形成巫武并行的特色。”［48］习武行为利于反抗暴行，迷信活动与医疗救助常相伴随。这是一种在中国封建社会环境下，成功适应下层社会需求的群体发展模式，其结果是让武术披上巫术神秘外衣，迅速在占有人口多数的下层社会得到普及和传播，因而，这种传播特征值得现今武术社团组织者与管理者双方的注意。

日本学者佐藤公彦［76］对“义和拳”等山东地区的拳棒武术蓬勃兴起的原因分析后指出，拳棒武术具有“神秘力量”这种特殊形象，使其在清末危机局势中，成为民众的抵抗思想和抵抗手段的主要组织载体。但是否能够结成抵抗组织是问题的关键，这种向心性是单纯武术所不具备的。宣扬文武结合的神秘宗教理论影响下发展起来的组织，是使得习武练拳的普通会社发展壮大的关键。在组建强而有力战斗组织的过程中，武术的普及程度可想而知。义和团“村村都铺团，镇镇有坛场，山沟练武术，平原是战场，遍地是团民，个个会刀枪”的规模态势，绝不是普通习武社团所能达到的。庚子前后“上自王公卿相，下至倡优隶卒，几乎无人不团”［9］，如此景象正是因为义和团借助神拳、降神等形式将武术神秘化后，取得社会各阶层广泛认可。与义和团有着错综复杂关系的梅花拳能够在山东、河北、河南等地兴起传播，与其受到华北地区浓郁秘密结社氛围的影响，并吸纳神灵习俗后在当地取得广泛民间信任有关。

4.2催生众多武术门派的形成

中国武术发展至明清民国年间，出现大量自称体系分明、风格独特、传承有序的武术门派，这被认为是“中国武术最突出、外显的文化现象”［47］。当然，门派产生是在极复杂的历史环境下，社会、文化和技术动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是，众多武术门派以“教”“门”为称谓与秘密结社有极大关系。据程大力［2］考证，四川武术，如峨嵋派的僧、岳、赵、杜、洪、会、字等诸拳种，都与清代天地会等秘密结社组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循此推论，闽、粤等地常见拳种，如五祖拳、龙形拳、朱家教、岳家教、刘家拳等，拳种流派也应当与秘密结社组织关系密切。从另外一种角度来看，门派之所以称为“教”或“门”，带有神秘色彩的秘密教门所宣扬的宗法制度和巫术特征当是主因。

路云亭［39］在论证武术的神秘主义功用时指出，江湖人士所习练武术往往兼有各种幻术成分，尤其是教派首领大多精通此道。神秘主义幻术的目的：）保持武功窍门的神秘性，以掩饰武术的攻杀技法；2）联络同门同道方便，特意编排、规定好一整套花色繁多的所谓“门户”；3）以夸张动作威吓对手，并在公众场所制造神秘气氛，以便赢得民众信任。虽然“门户”本身无技击实用，但具有装饰“门面”象征意义。由于带有目的性且在具体操作中，存在一定威慑对手能力的虚幻手法，一旦被同门中人所接受，极其容易与门户观念相结合，成为自身门派异于其他派别的重要标识。这或许正是但凡门派都自有一套带有神秘性的鼻祖传说、入教仪式，乃至保留各自秘不外宣的武功秘诀、特异兵械的原因。武术的神秘主义文化被有意识放大催生武术门派的确立的同时，往往也因武术结社组织的神秘特征使得门派之间封闭狭隘、相互隔绝、少有交流。

4.3促进武术内外功法的完善

中国武术强调内外兼修：“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所谓“内练一口气”是指习武者通过专门的吐纳运气练习，达到强壮内体的功效，“外练筋骨皮”则是指通过排打以得到骨肌强劲的目的。这句武谚本就出自义和团运动期间，与秘密结社的习拳结合练气的传统相契合。虽然关于人体“气”的概念，很早就出现在中国古代医学典籍和道家的导引养生术之中，但是，“气”能融入武术内功修炼，也要归功于民间教门。教门组织将气功作为其发展的重要手段，成为民间气功活动的重要载体和传播媒介［70］。而秘密教门中的气功活动的开始阶段，应该受到巫术思维引发的神秘主义的驱动。

山东出现早期“坐气运功型”的教门，其原始气功修行只是简单的坐功运气、背诵咒语，早、中、晚面对太阳行“抱功”吸太阳精气入体内，以达到祛病消灾、延年益寿，直至“出神上天”得见无生老母的境界，带有极强的巫术气息。之后，运气理论持续演进，成为旨在通过练“气”使身体活性化——由运气炼成精、气、神?坎离交媾［肾（水、坎）中元气与心（火、离）中元神在丹田交媾］?结成金丹［76］。这类理论为此后武术内功系统的出现奠定了基础，所以说“武术内功是在明清秘密宗教结社组织中，既习气功、又练武术的徒众们手中完成的”［8］。

与此同时，受到巫术影响，秘密结社中硬功习练也牵涉其中。例如，练习“金钟罩”时需要学符咒，符咒为身穿盔甲的人形，咒语为“神位祖师老爷，弟子请祖师助力保佑，祖师面前讨力，金盔护顶，甲领甲袖，金甲罩身，刀剑铁尺不能伤身”［69］。此类硬气功的练习在之后义和团运动中虽被简化，但秘密结社将习拳和练气融为一体，相信以此达到“练形合外，练气实内”，最终自成“金刚不坏之体”思维方式，却自始至终贯彻于“拳民”习武过程中。从文武分场再到文武兼习，秘密结社中的习武活动在神秘主义推动下，促进武术内外功法的完善。

4.4残留着封建糟粕和虚妄的因素

就武术发展而言，由于秘密结社中的练功习武受神秘主义的驱动，使处于社会下层的普通群众在遭受凌辱时，能够迅速集结以反抗压迫，或在遭遇病痛时取得心理救助，因而成为武术民间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但是，神秘主义的介入同样给武术文化带来负面影响。秘密结社针对贫苦大众敬畏神灵、担忧命运的心理，宣扬劫难观念，要求百姓入教学拳诵咒以逃避灾难，因此，使当时的武术被涂上浓郁宗教迷信色彩，使许多习武者产生了对武术价值的认识迷茫［74］。当年义和团拳民以血肉之躯对抗洋枪洋炮的惨烈之举，很大程度就因受到武术神秘主义误导而造成。另外，武术文化之中充斥的大量附会臆说、神玄滥调业，已成为制约武术遵循科学道路前行的沉疴顽疾。鲁迅［35］当年批驳武术界弥漫“九天玄女传与轩辕黄帝，轩辕黄帝传与尼姑”的论调，便是对武术神化、玄化，以至误国伤人行为的讥讽和贬斥。

秘密结社的出现有其复杂的社会成因和历史背景，为实现自身的价值诉求，秘密结社与武术活动之间关系向来难以割裂，成为武术发展历程中重要的组织介质。秘密结社组织的扩展，毫无例外借助宗教信仰和迷信宣传，表现出极强的神秘性。以武术技法武装会众，以信仰控制思维是秘密结社惯用的组织定式。在此过程中，与巫术本就同源近亲的武术文化，难以回避掺杂着神秘主义成分。在秘密结社中，武术神秘主义具体表现形式有秘密教门的文武分场、秘密会党的神灵附会，以及秘密拳会的设坛降神仪式等。秘密结社中的武术与宗教行为、会党行动、拳会活动结合后的神秘文化推动武术的推广与传播，神秘的迷信色彩是后世武术确立出众多门派拳种的重要催生因素，肇始于巫术神秘主义思维的坐气运功和金刚不坏之躯的修炼，促成中国武术内外功法的完善。然而，秘密结社中的武术活动因神秘化呈现神玄虚幻的病垢，这严重背离武术价值的真实内涵，误导武术的发展方向，亟待摒弃纠正。

5、正确认识与处理武术结社组织的巫术特征

“目前我国对民间组织实行的是登记管理机关和业务主管单位双重负责的管理体制。各级民政部门是武术社团和武术类民办非企业单位的登记管理机关，主要负责武术类民间组织的筹备审批、成立审批，指导武术类民间组织建立健全各项管理制度。各级体育部门、教育部门是武术类民间组织的业务主管单位，主要侧重于武术类民间组织的日常业务管理。”［3］从目前情况看，大多数武术结社组织多少都带有巫术特征，表现在祖先传说、拜师和祭祖仪式、技法的夸张等。对于这类民间武术力量，各级民政部门、体育部门和教育部门要进行正确的引导。对其中的巫术特征，要有清醒的认识和恰当的处理方式。

5.巫术与武术结社组织相伴而生

武术结社组织中的巫术特征，的确给武术的全面认识带来相当大的困扰。马明达［44］曾言：“我们应该冷静地看到，由于时代条件在起作用，相当多的所谓‘著作’，充满封建迷信、宗派门户、杜撰历史、吹捧个人的弊病，而这种风气直到现在还或隐或现地存在于武术界，并影响到我们的研究工作”。对带有巫术特征的武术结社组织应该如何进行治理，研究认为情况相对较为复杂，应从历史发展情况加以对待。武术某一相对成熟的门派，通过历史发展会逐渐形成不同代纪之间的传承关系，组成自身的武术结社组织体系。“巫文化”重要特征之一便是祖先崇拜，祭祖是一种地位的象征，自诩为某门、某派的“正宗”“正派”，其目的当然是争取自己在这一派系的正统地位。对于武术门派的创始人，往往伪托为名人、神仙，对于本门派主要传承人进行吹捧，则明显带有尊荣这一派系的目的［6］。

对于武术结社组织中已有的巫术仪式、传统、神话传说等，在“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之时要慎之又慎。在研究工作的过程中，应注意历史文献考据的方法，在有多重历史证据证明的前提下，以较长远的时间和较合理的方式，使历史本来面目被武术团体和社会大众所接纳。再者，武术结社组织中的巫术特征、神话传说，有时也能给研究提供线索。“神话原型”理论认为，资料失落或阙如，常使我们不能直接透视远古的情况，但世界各民族往往会留下大量的神话故事与传说，这是历史被口口相传的阶段，先民对原始文化的客观演绎。曾有学者根据“紧那罗王退红巾军”的神话传说，经过史料分析得出少林武术（少林棍术）肇始于元朝末年，是由外来的和尚带入少林寺的结论［3］。

当今社会，应对传统武术结社组织中巫术影响的发展演变提高警惕。武术门派林立与各派技击、巫术等特征的并存，是延续武术文化传承的重要因素。武术门派的技术传承是在师徒制的单线性模式下、在封闭和秘密状态中进行，这有利于武德的塑造和技术的纯净。保密状态固然不利于各取所长，然而却有利于发挥个体智慧和特点，促使武术技法向纵深发展，并使拳种形成区别，其他拳种的风格。少林拳和太极拳如果一直处于开放的交流状态，那就既不会有刚猛暴烈的少林拳，也不会有柔化静凝的太极拳，而只会有一种拳法［7］。包含巫术特征的中国武术，已经发展成为一种相对稳定的文化形态，那些特点鲜明、拳理精深的武术门派，会裹挟着巫术特征在中国大地长期存在。

5.2治理强加于武术结社组织的巫术特征

儒家推崇的社会秩序与礼制约束，限制了中国成熟宗教体系的发展，有神学而欠体系，也成为国人宗教观念的特点。正因为如此，后世的华夏族人，不得不为本民族神话体系的缺失，承受无穷无尽的压力［40］。也正因为如此，中国人的造神运动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无论是处于文化主流的士大夫，还是位于山野农村的寻常百姓阶层，巫术组织均空前发达，甚至在科学技术相对发达的今天，巫术仍然影响着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许多方面，武术结社组织亦是如此。

当前我国政府对于宗教工作的重点是防范和抵制邪教，所以我们应警惕强加于武术结社组织的巫术特征，以免其利用巫术迷信手段发展为邪教，对武术组织成员构成巨大危害，成为社会治安和思想的不稳定因素。邪教的历史是迷信，巫术变化发展的历史，也是以迷信思想为支配的秘密结社变化发展的历史，其组织形态属于秘密结社组织的当代变种［6］。从中可以发现邪教3个特征：）新的极端，所以我们应特别警惕晚近一段时间内，强加于武术结社组织的极端思想；2）巫术手段，巫术是迷信观念及其行为的重要内容，巫武合流是自古以来武术形成的自身特点，在尊重巫武合流前提下，我们应高举科学的旗帜，抵制和揭露形形色色的伪科学行为；3）组织特征，与武术秘密结社组织类似，是对外实行扩大独立的组织体系，对内实行掌门人（教主）至上进行诡秘活动的集权社团。

由于武术倚赖中国传统文化而发展，历史上凡属结社组织常常习拳，受巫术影响的民间结社组织也成为武术发展强有力的“催化剂”。中国武术在明清之际呈现空前繁荣，结社组织也在明清对社会产生重大影响，这绝非历史的巧合与偶然。义和团、白莲教、天地会等结社组织，都曾利用民众“造神”的巫术特征，大肆吹嘘自己的“神功”，以便用来欺骗、拉拢群众，达到结社组织的目的。晚清时期的义和团，就是将巫术强加于武术之中、较为短期、大规模的“巫武合一”的结社组织。义和团起源于梅花拳和大刀会，属于民间秘密结社组织。一则义和团流传较为广泛的宣传帖曾有这样的内容：“神助拳，义和团。劝奉教，自信天，不敬神佛忘祖先。非是邪，非白莲，独念咒语说真言。神出洞，仙下山，附着人体把拳玩。”［65］从此宣传帖中可以看出，义和团所习练的“神拳”不仅是“神灵”所传，而且各路神仙能“附着”在人体之上习拳，最终实现“大清一统锦江山”的理想。由于强加了巫术内容，使义和团的武术变成了刀枪不入的“神术”，大师兄们变成能掌控呼风唤雨、百步穿杨的“神人”，最终也在抗击外国侵略军的战场上，上演了一出出闹剧和悲剧。

也有一些受残存巫术影响的武术结社组织，利用民间巫术特征，打着“气功”的幌子吸引群众，这却与中国武术中的健身气功有着天壤之别。）出发点不同，健身气功的出发点是通过自我锻炼增强身心健康；2）基础理论不同，健身气功的基础理论是传统中医原理，受巫术影响的武术组织是利用巫术手段，大量剽窃佛教和气功名词的歪理邪说；3）方法不同，健身气功通过习练者本人的练习而起作用，受巫术影响的武术组织仅通过背诵“经书”和“经文”，否定身体动作修炼，而借助一种巫术思维达到“修炼”目的。

近现代以来，在各类资料和媒体中，所闻所见的武术界“神功”可谓繁多。如果说历史上的武术结社组织，因其门派因袭的巫术特征而出现的神话传说、功法名称，毕竟是已发生的过去时态。但是，今人如果是为了夸大功力、赚取不义之财等目的人为编造神话，那纯属是给目前发展尚处于颓势的武术添乱。年8月底，一段名为“‘经梧太极’第一代传人闫芳老师收徒仪式上推手”的视频不经意间走红，“视频中名为闫芳的女性武师，与多位身强力壮的徒弟上演了一出‘隔山打牛’的闹剧。他们演练太极推手时，有的徒弟还没有接触到她就被击倒在地，该视频被网友称为‘史上最强太极推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专门报道过此事”［67］。“闫芳事件”引起社会强烈反响，也给“经梧太极拳”带来不可挽回的影响，致使其他各派太极拳已不承认“经梧太极拳”地位，万般无奈之下，“经梧太极拳”改名为“经梧拳”。对于“闫芳事件”中此类不负责任的行径，需要武术界的反思和规避。

综上，普通民众是单纯和可引导的，历史上偶有武术流派利用民众的这种心态，借助巫术迷信手段结成社会团体，而这种结社组织与早已成为糟粕的民间巫术手段联合，缺乏终极价值和关怀，其存在往往会造成人民生命、财产受到威胁、民众思想潮流的动荡、社会治理的混乱，此外，巫武合流已经严重制约对武术现代化的改造和国际化的传播。各级民政部门、体育部门和教育部门，应高度重视并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聘请武术学、民族学、历史学的相关专家成立有威信的管理机构，对带有巫术性质的武术结社组织出现的事件进行研究、界定，对于那些历史上已经出现的巫术特征，应积极挖掘其学术和社会价值；对于那些“毒瘤性质”的行为，应即刻勒令停止、坚决取缔、追究其相关的责任，还武林一潭清水，还社会一片净土。

结论

巫术与武术相伴，往往会使武术披上巫术神秘外衣，迅速在占有人口多数的下层社会得到普及和传播，形成武术秘密结社组织的巫术特征。这一特征使武术秘密结社组织在清末危机局势中，成为民众抵抗思想和手段的重要组织载体。但神秘主义过度参与，武术被涂上迷信色彩，使许多习武者产生对武术价值的认识迷茫。直到近代，“义和团运动”“白莲教”“天地会”等结社组织，依靠乌烟瘴气的“教门”、刀枪不入的“神拳”为幌子，实际是施行巫术迷信之实。

巫武合流使身体动作与精神信仰相结合，具有思想统领的作用。从中国武术搏击过程看，除身体力量、速度搏击之外，武者往往还会更多使用头脑和经验，应对搏击过程出现的各种情况，体现出武术的独特智慧。先祖难于穷尽自然奥秘时曾人人信巫，而巫术掌控者是巫师，为显示沟通天人关系的超凡能力，除习练武术形成具有攻击、技巧性的身体动作外，还要捉摸“鬼神附体”而民众难以理解的“硬气功”，以熟能生巧给人以敬畏的震慑。强调巫术的“祖先崇拜”，注重集体利益，也同样影响到武术传统，乃至延伸至今的社会普遍习俗和心理，而对当下强加于社会武术结社组织中的巫术特征应采取彻底批判的态度。

参考文献：

［］编委会.金陵杂记［G］//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62.

［2］编委会.宁津县志稿［G］//义和团史料：下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6］程大力.中国武术历史与文化［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3，22-，37.

［7］程啸.拳民意识与民俗信仰［G］//吴锐.古史考·神守社稷守.

海口：海口出版社，：.

［8］邓玉娜.大清历史新闻·光宣卷［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59，62.

［9］杜牧.杜牧选集［M］.朱碧莲，选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43.

［20］杜牧.杜牧集·阿房宫赋［M］.张厚余，解评.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92.

［2］范文澜.中国通史·清［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

-.

［22］光绪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一日山东巡抚袁世凯折［G］//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北京：中华书局，：93.

［23］光绪二十六年四月十九日直隶总督裕禄折［G］//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北京：中华书局，：90.

［24］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第7卷［M］.台北：文海出版社，

：.

［25］鹤阑珊.天朝的狂欢：义和团运动兴衰史［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42-43，49.

［26］侯杰，范丽珠.世俗与神圣——中国民众宗教意识［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27］黄宗羲.黄宗羲诗文选译［M］.平慧善，卢敦基，译注.成都：

巴蜀书社，99：6.

［3］编委会.拳事杂记［G］//义和团：第2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

［28］蒋本哲，周华虎《.

中国革命史》文献选读［M］.成都：西南财

社，96：.

［4］编委会.天命诏旨书［G］//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68.

［5］编委会.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

93.

［6］编委会.义和团杂记［G］//义和团史料：上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7.

［7］编委会.贼情汇篆［G］//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8］蔡少卿.中国会党史［M］.北京：中华书局，：3-4.

［9］柴萼.庚辛纪事［G］//中国史学会.义和团：第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96：.

［0］陈振江，程歗.义和团文献辑注与研究［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58

［］程大力，郭裔，王小兵.南少林、天地会与闽、粤、川武术渊源

［J］.中华武术，，（）：8-35.

［2］程大力.峨嵋派与天地会［J］.搏击·武术科学，，（3）：5.

［3］程大力.少林武术通考［M］.北京：中华书局，6：20-25.

［4］程大力.体育文化历史论稿［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

［5］程大力.中国武术——历史与文化［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

经大学出版社，：30.

［29］柯文.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M］.杜继东，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0：84.

［30］莱阳县志·拳民意识与民俗信仰［G］//古史考·神守社稷守.

海口：海南出版社，：-.

［3］李凤成.武术类民间组织管理的现状、问题与对策研究［J］.吉林体育学院学报，，26（2）：37.

［32］李泽厚.美的历程［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

［33］李泽厚.由巫到礼释礼归仁［M］.北京：三联书店，：4-0.

［34］刘俊骧.武术文化与修身［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5.

［35］鲁迅.随感录第三十七［J］.新青年，98，5（5）．

［36］陆景琪，程啸.义和团源流史料［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3，6.

［37］陆宗达，王宁.训诂与训诂学［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

：8.

［38］路遥.中国旬报·第期［G］//义和团运动文献资料汇编（中文卷·上）.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

［39］路云亭.民间武术文化对直、东义和团事件的促生［J］.体育科学，，32（6）：9.

［40］路云亭.义和团的社会表演［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4］路云亭.义和团仪式的武、舞、巫合流机制［J］.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3（3）：5-6.

［42］路云亭.义和团仪式的戏剧学功能［J］.文化遗产，20（，）：87.

［43］马林诺夫斯基.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M］.李安宅，译.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73.

［44］马明达.说剑丛稿（增订本）［M］.北京：中华书局，：30.

［45］秦宝琦，孟超.秘密结社与清代社会［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

［46］秦学颀.论中国文化中的神秘主义［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5）：.

［47］邱丕相，杨建营．武术特征的文化研究［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9，43(7)：5-6.

［48］任海.中国古代的武术与气功［M］.北京：商务印书馆，：

74，75-77.

［49］山东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室.山东义和团调查资料选编［M］.济南：齐鲁书社，：-20.

［50］山东巡抚张汝梅折［G］//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北京：中华书局，：4-6.

［5］邵雍.中国会道门［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50-57.

［52］沈既济.唐代传奇选［M］.北京：外文出版社，：2-4.

［53］史江.宋代会社研究［D］.成都：四川大学，2：78.

［54］司马迁.史记［M］.裴骃，集解，司马贞，索引，张守节，正义.

北京：中华书局，：.

［55］谭广鑫，周志俊，许爱梅，等.巫风武影：南部侗族“抬官人”挖掘整理的田野调查报告［J］.体育科学，，34（3）：68.

［56］陶成章.教会源流考.陶成章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

：45.

［57］王天奖.十九世纪下半纪中国的秘密会社［J］.历史研究，

，（2）：83-00.

［58］王晓东，郭春阳.从分化到异化：对武术门派产生和发展的理性思考［J］.首都体育学院学报，，25（6）：.

［59］王永年.紫平馆诗抄［G］//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6册.

北京：中华书局，：

［60］佚名.天津一月记［G］//义和团：第2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96：-.

［6］由明言.邪教犯罪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5：77-04，

96-9.

［62］俞蛟.梦厂杂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06.

［63］喻松青.明清白莲教研究［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6.

［64］袁昶.乱中日记残稿［G］//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65］张守常.说《神助拳，义和团》揭帖［J］.历史研究，（3）：

28.

［66］张友渔，高潮.大清律例卷·三十二·刑律［G］//中华律令集成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99：74.

［67］赵文龙，陈星潭，等.从武术神秘性视角审视高校武术教学改革［J］.肇庆学院学报，，36（2）：92.

［68］赵晔.吴越春秋［M］.徐天祜，音注.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47-48.

［69］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辑部.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下册

［M］.北京：中华书局，：50.

［70］周伟良.清代教门组织气功活动钩沉［J］.体育文史，，

（6）：4.

［7］周伟良.清代秘密结社武术活动试析［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99，7（4）：-8.

［72］周伟良.传统武术中的一缕神光［J］.体育文史，，（2）：

47-48.

［73］周伟良.明清时期少林武术活动的历史流变［J］.体育文化导刊，，（）：69-73.

［74］周伟良.中国武术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82.

［75］周锡瑞.义和团运动的起源［M］.2版.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46.

［76］佐藤公彦.义和团的起源及其运动［M］.宋军，彭曦，何慈毅，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9，29-33.

［77］佐藤公彦.义和团起源及其运动——中国民众民族主义的诞生［M］.宋军，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