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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戴国斌.武术在全球化中的文化选择[J].体育文化导刊,(09):29-32.

摘要：武术全球化是武术发展由中国而世界“脱域”（吉登斯语）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已经表现出对全球化的浪漫化和陌生化、蔓延的“张之江情结”、对竞技武术“手电筒”式批判和对传统武术的美化等倾向。因此，我们认为，武术的全球化应以这样的文化姿态进行当代的武术生产：防止和反对“文化霸权主义”和“狭隘的民族主义”两种倾向，把持好“个性的让渡”和“个性的保持”的合理张力，以“接着讲、借着讲、通着讲”进行武术现代话语的重建。

关键词：武术；全球化；文化选择

一、武术全球化

（一）全球化

全球化既是一种客观事实，也是一种发展趋势；它已成为“我们借以理解人类社会向第三个千年转换的关键概念”（沃特斯，），是“一把意在打通现在与未来奥秘的万能钥匙”（鲍曼，）。吉登斯在其《现代性的后果》中将全球化定义为“世界范围内的社会关系的强化，这种关系以这样一种方式将彼此相距遥远的地域连接起来，即此地所发生的事件可能是由许多英里以外的异地事件而引起，反之亦然”。全球化既指世界的压缩，又指世界是一个整体的意识的增强（罗伯森，）；全球化是指冷战结束后跨国资本建立的所谓“世界新秩序”和“世界系统”，同时也指通讯技术以及“信息高速公路”所带来的文化全球化传播。全球化是一个传播性概念，交替地掩盖与传递文化或经济含义（杰姆逊，）。总之，全球化正在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它要求人们突破传统的乡土观、民族观、国家观……我们可以从政治、经济、社会以及文化这四个层面来把握“全球化”的涵义。从文化上看，全球化表现为一种不同质的文化之间相互传播、彼此融会的过程，亦即丰富生动的、多元并存的全球文化的形成过程。并且，本文之所以用全球化视角论及武术的当代发展，还因为武术也存在着美国宾州州立大学刘康教授（）所说的“当代中国的现代性方案和文化讨论不管从什么角度来谈，都无法与全球化的语境分开”现象。（二）武术全球化武术全球化与现代化关系紧密。一方面，武术的现代性具有吉登斯（）所说的“现代性天生就能全球化”、“全球化是现代性的后果”，从一开始，就与全球化联系在一起。对于这种全球化，我们称之为广义的全球化，或是一种不自觉的局部的个体的全球化，如明末陈元于万历四十八年（公元年）东渡日本，传拳法于浪士，促成了日本柔术的生成。另一方面，武术的现代化又身处全球化语境中，不得不带有时代的特征，并以全球化作为自己的目标和市场。我们将该类武术全球化称之为狭义的全球化，即自觉的全面的整体的全球化，如年11月，第一次全国武术工作会议，提出了“积极稳步地向国外推广”目标后一系列的武术行为。对武术而言，全球化是武术发展由中国而世界“脱域”（disembeding，吉登斯语）的过程：武术文化生产范围的全球交融和全球接受，文化内容的扩大，文化观念的更新，文化形式的多元，文化载体的多样，文化发展机制的开放，文化生产的产业和市场化，这样一个“由中国而世界”一个“由不自觉而自觉、由个体而整体、由局部而全面”的过程。武术的“由中国而世界”的“由不自觉而自觉”、“由个体而整体”、“由局部而全面”的过程，将武术由原先固守地方、本土的受时间和空间限制的武术，转变为在世界范围流动、脱离时间和空间局限的武术。这个过程并不随着多少会员国、入奥等告终，这个过程还有待一代以上人的努力，这个过程也需要非中方人士的加盟、我们单方作战局面的改善。

二、全球化中武术所遇到的问题

全球化是继现代化之后武术当代发展的又一文化想象，并且武术全球化的文化想象又与武术的现代化交织在一起，一同组成了当代武术发展的文化图景。那么，全球化给武术带来什么影响？在全球化语境中武术发生了哪些认识和实践上的变化？

（一）对全球化的两种态度

目前，人们对全球化的看法存在着两种矛盾的倾向。一方面全球化被浪漫化了，全球化成了最终解决武术现代化问题的终极幻想，一时间关于武术全球化的论述铺天盖地，全球化成了研究当代武术发展的万能视角。另一方面又将全球化陌生化，认为武术距现代化尚且遥远，因此得出这样的结论，一是武术的发展还谈不上全球化，武术的任务是现代化，以西方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发展过程来框定当代武术的发展阶段。二是全球化问题对武术来说并不重要，武术作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要不要现代化尚待讨论，也就谈不上全球化的问题，并持“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口号，以武术的“民族性”关怀抗拒全球化。

对于武术现代化与全球化的关系，前文已有述说，我们在理论上之所以采用吉登斯（）的观点，是因为当代武术发展，与中国其他事业的发展一样，很难区分出西方历史发展不同阶段的现代化和全球化特征。这也是将全球化浪漫的人试图以全球化视域洞照当代武术发展，以及无视其中现代化等其他复杂图景之弊端。

对于武术要不要全球化问题，我们认为，全球化已是武术发展无法选择、必须面对的生存环境。对于“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如果讲武术世界化中难以克服其他民族对武术的本土化改造，武术的全球化是不同民族的武术民族化，尚有合理之处。但问题是该命题常常出现在强调武术中国民族性的语境中，并暗示这是武术世界性前提的理解上，其中的歧义出现在“世界”的喜爱、注目还是“世界”的通行、大同？武术的“世界”流行，其路漫长；为“世界”所喜爱、受到“世界”的注目，有没有为了满足"世界”人类学眼光的潜意识？因此，我们认为，“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是在全球化语境中生成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也要放到全球化中求解。在全球化中，没有脱离世界的民族，也没有脱离民族的世界。民族与世界是一个事物的两面。从这个角度看，不论是认识武术的民族性，还是发展武术的世界性，都离不开世界的参照。同样，不论是发展武术的民族性，还是发展武术的世界性，都需要世界的舞台。也就是说，武术的生命力就在于民族性与世界性之间，而不是“越是世界的就越是民族的”，也不是“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

（二）蔓延的“张之江情节”张之江先生担任中央国术馆馆长期间对武术的现代化进行了多方面的初步探索（拙文《武术现代性的断裂》中有所涉及）。其中，张之江先生试图以散打为突破口的武术现代化遭到了武术人士的批评。年，华翔九先生信发中央国术馆表达了他对第一届国术考试的意见。他说，“至于扑击为预备与外人比赛，自应该练习，但是这种拳，毫无意味，如果偏于这种拳，而放弃整套的极合生理的中国拳术，那就太可惜了，结果要失掉了中国国术的价值”。第二届国术考试期间，年10月29日，下午六点，褚民谊在演说时也批评中央国术馆所倡导的搏击。年10月在六届全运会上，褚民谊的报告又旁敲侧击地批评了散打形式的国考。他说，“恐怕比赛出了危险，故用表演方式以定分数。比赛万不可用，极没价值，每次比赛都是闹的乱七八糟。在未产生完善的规则以前，暂用表演方式以定工夫的高低”。张之江先生为“恢复民族固有的精神”的“抟击”,在武术的现代化中，真的成了“与外人比赛”的重大武术赛事。上世纪末以来，中国武术散打与美国拳击、泰拳、自由搏击等进行了系列的对抗：年12月11日，中国功夫——美国拳击争霸赛；年12月5日，中国功夫——泰国业余泰拳争霸赛；年12月16日，中国散打——法国武术功夫争霸赛；年12月1日，中国功夫——日本自由搏击争霸赛；年8月8日，中国功夫——泰国职业泰拳争霸赛；年11月23日,中国搏击——日本空手道争霸赛；年12月10日，中国武术散打王中美争霸赛……并且，这一思路还出现在民间武术的呼应之中。如刘绥滨年与著名影星、李小龙特型演员毛扶平共同策划了“四川首届神龙杯青城少林武术对抗擂台”、年与四川著名现代散打高手梅佳祥（四川省武状元）共同策划了被《武当》杂志及四川卫星电视中文台报道的“川内第一次自由搏击对抗——四川首届春泉杯自由搏击对抗赛”。我们将武术现代化的这一思路称之为“张之江情结”。这一情结在理论上对武术进行了技击的认知，在实践上也以技击来评判武术的价值、来体现武术的神威。在这一情结所演绎的“中国散打天下无敌”神话中，我们更为关心的是武术的文化品质，我们想探究的是“散打的胜利是不是就是武术的胜利？武术的目的何在？为什么武术的文化形态不同于其他民族的搏击形式？武术的“打”与其他民族武技之打的区别何在？”等问题（对这些问题的解答因篇幅所限，容另文详叙）。我们认为，武术，不同于原始的狩猎和军事搏斗，是对这些打的人文化成。武术之“打”，虽然仍以“打”为主题，但通过一系列的文化处理，而成为一套符号系统，如观螳螂之斗而萌生的螳螂拳，并非螳螂动作的复制，而是对螳螂之动针对人体运动特点的改造；武术之“打”，通过将打之对手“悬置”，化为看不见的存在于演练者心中的虚拟对手,而将武术之“打”，富有情节，衍为游戏，生出个性。也就是说，武术之“打”在于它的“文”，在于它的个性，在于它丰富的细节。这正是散打打掉了的，也是不少人批评其为“四不象”之处，还是我们认为应该加以补救的地方。

（三）对竞技武术“手电筒”式批判和对传统武术的美化

对竞技武术的批判，之所以本文将其称之为“手电筒”式，是因为虽然批判是包括武术在内任何事物发展之所需，但传统武术或持传统武术观点、立场者的批判，从来没有想到将其批判的锋芒指向自我，转向对传统武术的批判。如有人将竞技武术批判成“样板武术”时，并没有想过传统武术是否也存在着“样板”的痕迹？他们也没有思考这样问题：“哪个事物的发展能够离开‘样板’”？其实，他们的批评远没有后现代主义者对文化和知识对人（或自然）的宰制作用的批判，来得那么纯粹和彻底。对传统武术的美化，源于对武术本质的技击定位，以及将传统武术或传统武术的现代代表民间武术，视为体现武术技击本质的惟一场所。鉴于这样的认识，有人为传统武术申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声疾呼，这与约瑟夫?莱文森（JosephLevenson）在其《儒学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中提出，“把儒学放进博物馆，既不受崇拜，也不遭破坏”方案具有异曲同工之处，不同的是武术博物馆化的努力中满载着对传统武术的憧憬。并且随之而来的是,“保存”与“发展”一样所遇到的不可回避的一系列问题。如作为文化遗产的武术，在操作层面上，我们怎样解决“保存什么”、“怎么保存”、“谁来保存”、“能否保存”等问题。我们以为，现代化的大方向是不可逆转，我们的任务不是全盘否定现代化，我们出于武术现代化发展需要的批判应站在为武术当代发展寻找建设性方案的立场上，而非一味批判、破坏性批判，更非只对竞技武术的批判。因此，在全球化语境中，一方面我们要纠正过去或现在仍存在着的对传统的破坏性现代化，重新认识传统武术。另一方面，我们不应该无视后殖民主义者对西方中心和文化帝国主义的批判及其经典性的研究，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武术当代发展的最大问题，可能并非竞技武术与传统武术、竞技武术与民间武术的矛盾，而是武术在现代化、全球化语境中不可回避的面对西方体育所带来的种种冲突和不适。杰姆逊（）指出，从世界各地人民观看北美输出的电视情况中，我们即可认识到今天的文化侵入远比早期的殖民、帝国主义要深得多。这也是为什么在《关贸总协定》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中，美国要其他国家为美国电影等敞开国门的原因之所在。对于“全球化”的帝国主义文化扩张实质揭露得最为深刻的要算爱德华?赛义德。我们也可以从他经典性研究《东方学》、《文化帝国主义》中得到些许启发。此外，我们从空手道、跆拳道、拳击等在中国都市和青少年群体中的风行，首先可直接感受到的是武术的现代化生存。为此，我们需要做的检讨或批判是包括竞技武术和传统武术（民间武术）的武术整体的发展历程，我们需要寻求的生机也是整体武术的出路。

三、全球化中的文化姿态

对武术的当代发展来说，全球化“不是自己选定的条件”（马克思语）。但是，这些对新一代实践的预先规定，又是“在完全改变了的条件下”，并要“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改变旧的条件”（马克思语）。这些“改变”一方面暗示我们所接受的实践条件本身的变动性，另一方面也指出人们新实践中不可避免地主观能动性和选择性。那么，在全球化中，武术应如何认识和对待不能选定的条件？在新的文化实践中，又如何发挥主观能动性、有所作为？如何以自己的文化个性参与到世界体育多元化的对话和建设之中？

（一）防止和反对“文化霸权主义”和“狭隘的民族主义”两种倾向

武术的全球化要避免两个误区：一个是文化霸权主义，一个是狭隘的民族主义。

首先，在全球化语境中，或者说在武术的全球化中，我们要反对文化霸权主义。首先，我们要反对西方体育的世界霸权，反对赛义德所言的“东方主义”——即西方为了确立自我而对东方的想象。因为，从西方对东方想象的历史来看，不论是对东方的神秘化、美化还是丑化、妖魔化，都不是真正的东方。此外，我们还要反对“自我东方主义”，即主动地单纯以西方体育的观念和模式来“削足适履”式地发展武术。因为，这种"西方中心”的“自我殖民”是对武术的“魔床”式改造和“削足适履”式发展，它斩去的可能是武术的“根”，而非我们以“削枝强干”为初衷对“枝”的修剪。这种发展的教训也告诉我们，任何文化间无优劣高下之分，我们要消除民族虚无主义的文化自卑，我们要加强对武术的研究，在寻找武术与西方体育的文化共性的同时，也要心知肚明武术与西方体育的文化个性。

其次，在全球化中，要克服“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防止武术全球化中坚持民族特征成为盲目排外、妄自尊大或自以为是的托词，成为全面否定外来先进文化、过分强调继承甚至复归的盾牌。

也就是说，在反对西方体育中心，发展体育多元化的同时，要防止以新的“中心”取代西方中心的倾向。这可能是武术界、武术研究者和实践者不得不思考，并应加以防范的问题。这两种倾向也可以转述为武术的“西化”和“化西”。武术的“西化”不需多言，因为武术的现代化虽与“西”有关但不等于“全盘西化”。此处想赘言的是武术的“化西”。这种以武术来避免西方体育的“单向度”发展，以“天人合一”克服西方体育的“身与心”、“人与物”的分离，常常出现在“二十一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拿来”与“送去”等话语背后，大有演化为集体潜意识的倾向。据青岛社会科学院杨曾宪先生（）研究，在送去主义中也有西方中心之嫌。因为，在“送去”中，存在着“送什么”的问题，我们所“送”之物有无价值，这种价值的确定更大程度上是由对方确认的。在“送去”中，也有“送给谁”问题，上对下、强对弱，是“赐”而非“送”。可见，不论是“送什么”还是“送给谁”，挥之不去的是我们心中自觉或不自觉的对西方“主、上”的认同以及游荡于我们心中的“西方中心”之幽灵。

（二）要把持好“个性的让渡”和“个性的保持”的合理张力

在全球化中，武术的世界化，一方面在武术文化传播中我们要用西方话语向西方介绍武术，在文化对话、宣传、销售中我们不得不根据世界各国的民族文化特征进行有针对性的文化改装。

另一方面，其他民族对武术的认识、接受也有一个各自民族视角、文化成见问题，武术在其他民族的发展也有一个不同民族本土化的过程，不论是其他民族对武术的理解还是武术在不同民族的发展都存在着其他民族对武术的文化勾兑。

因此，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这种必要的个性丢失是武术全球化必须付出的代价，是武术全球化之必然。美国当代后殖民主义代表人物亚特里?斯皮瓦克认为，“在帝国主义框定的范围内，从高级民族文化向混合着新独立民族的宗教、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民族身份’探求或降低层次时，常常会在风格上有所失却”，为了向东方和第三世界殖民地国家实行文化渗透，西方文化有时也不惜失去一些东西我们又有何担忧呢？同时，我们也要加强对武术个性的研究，探讨并逐步形成武术文化传播中体现和保持文化个性的渠道和方式。如武术的技术怎样做到“不可拆卸性”？不同的技术范式有没有受众的差异？武术的文化改装怎样对应特定消费者的特殊需求？除了技术、器械之外武术的全球化还有什么，或者说，在技术等全球化的过程中，我们怎样体现这些技术中的武术思想？武术有哪些思想观念能够被世界接受？又有哪些观念是必须保持，不可让步的？对这些问题的求解是武术全球化中保持文化个性的保证。

夜晚，结束了一天的喧嚣后安静下来，伴随着远处路灯那微弱的光。风，毫无预兆地席卷整片旷野，撩动

（三）以“接着讲、借着讲、通着讲”重建武术话语

武术不仅是一种创造性实践，而且是一种意义结构。武术为人们提供一个“意义”的解释框架，建立起一幅理想的图景，成为人们彼此理解、沟通、交流、评价的纽带。在武术的意义之网中，生活其中的人要受到该网络的规范，并从中获取援助。武术现代化的危机实质上是意义网络的解构。那么，怎样重建武术意义之网络呢？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李慎之先生（）在纪念冯友兰百岁冥寿时，以“接着讲、借着讲、通着讲”提炼出冯友兰身上散发的值得我们学习的精神。这是否可以为武术全球化的意义重建提供一幅行动蓝图和武术现代文化建设的方法论借鉴。“接着讲”，不是抱残守旧、泥古不化的“照着讲”，而是一种有因有革、推陈出新、继往开来的态度。在全球化语境中，武术话语重建的“接着讲”要将新的实践立足于前人（或已有的）的研究基础之上。“接着讲”讲继承。这是因为，现代性的“新”常常以对传统的“旧”的认知和对传统的破坏、离异、无视为代价的“过河拆桥”。接着前人所讲的变化或创新，就要“借着讲”。“借着讲”一方面要不断吸收外来学说，借用其他学科的理论和研究方法为进一步认识武术增添新的视角、透镜、工具。“借着讲”讲理论的引进，或是理论的旅行（赛义德语）。也就是说，武术的世界范围旅行决不是单方向的由东向西的，还需要由西向东的理论借鉴和运用。这也是费孝通先生所言的“出得来”，即从我们所处的司空见惯的观念中超脱出来，以便对武术客观理解所必要的“他者”眼光。或者说，武术全球化的“借着讲”需要人类学的“陌生化”眼光，要求我们有超乎武术文化之外的眼光，跨文化的身份，在其他文化中间发现武术文化，以克服武术传统想象和偏见的局限性。吉尔兹在《地方性知识》中写道：用别人的眼光看我们自己可启悟出很多瞠目的事实。另一方面,武术全球化“借着讲”的“理论旅行”是双向的、交流型的，并非只进不出的“黑洞”，而是有输入也有输出的开放环路。当然，武术理论输入生产出新的武术理论，其目的是为了谋求不同体育文化间的对话。也就是说，武术全球化“借着讲”主动地套用西方话语虽然存在着“失语”的可能，但它却是避免世界体育多元化建设中“失声”付出的代价。此外，武术“借着讲”的理论旅行是为了像后殖民主义者赛义德、斯皮瓦克等人那样，既在“中心”发挥影响，又对“边缘”产生作用。理论引进的目的是为了“通着讲”，“通着讲”是为了克服理论引进存在的“邯郸学步”亡失自我的可能。“通着讲”讲贯通。“通着讲”，首先要打通中国武术不同的拳种流派，使武术不流于百家之杂学而成就一套真正的整体的中国武术学。其次要打通民族舞蹈、戏剧、音乐等不同的文化形态，使武术融其他文化而成特色。最后还要打通与其他民族不同的体育文化，如体操、拳击、自由搏击、跆拳道、空手道等，使中国武术以其独特的文化形态参与世界体育多元化的建构。“通着讲”，讲文化的融合。它需要以武术为底版，通过对武术和其他文化的双向扬弃，实现武术与其他文化的有机结合。“通着讲”，最终为了解决武术现代化和全球化话语丢失的问题。我们要成就现代化，全球化的武术，即应该像冯友兰先生那样，融会贯通的“通着讲”。梁启超先生将20世纪称之为中西“两文明结婚之时代”，而全球化为中西文明的通婚提供了现实条件。武术话语重建的“通”需“借”，“通”与“借”又都不能没有“接”，并以“接”为基础。

夜晚，结束了一天的喧嚣后安静下来，伴随着远处路灯那微弱的光。风，毫无预兆地席卷整片旷野，撩动人的思绪万千。

四、结语武术全球化是武术以对话的诉求投身于文化多元化的过程，而非取代什么。因为，无论是西方体育还是以武术为代表的东方体育，都是全球化所提倡的文化多元化的一元。而全球化的文化对话，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还是一个需要时间、呼唤理性和平常心的问题。在对话中，需要彼此的尊重，尊重来源于彼此发自内心的欣赏，这种欣赏又以实力为基础，以发展为前提。当代武术的发展，要防止和反对“文化霸权主义”和"狭隘的民族主义”两种倾向，要把持好“个性的让渡”和“个性的保持”的合理张力，要以“接着讲、借着讲、通着讲”的精神和实践重建武术的现代话语。此外，我们还要清醒地认识到，当代武术的发展几乎同时面对了西方体育花了好长时间逐一解决的现代化、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以及现代性、后现代性等的理论建构，这是我们在当代武术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时须臾不能忘的现状和出发点。也就是说，当代武术发展表现出的特殊性、遇到的困难、存在的分歧、出现的问题，都源于与西方相比在时间上的“压缩”、内容上的“浓缩”所带来的难以避免的“消化不良”和“阵痛”。注释：［英］贾斯廷?罗森伯格著，洪霞赵勇译：《质疑全球化理论》，江苏人民出版社,年8月版，第2页。［英］齐格蒙特?鲍曼著，郭国良徐建华译：《全球化——人类的后果》，商务印书馆,年8月版，第2页。［英］安东尼?吉登斯著，田禾译：《现代性的后果》，译林出版社，年7月版，第56-57页。［英］罗兰?罗伯森著，梁光严译：《全球化——社会理论和全球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年3月版，第11页。戴国斌：《武术现代性的断裂》，《体育文化导刊》，年第2期。（参考文献详见文章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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