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体育史上一段重要的史实

陈铁生年1月0日寄出反驳鲁迅的文章后，同年4月他和陈公哲、姚蟾伯、陈士超等由上海赴广州，成立广东省精武体育分会。其后，陈铁生又回上海，陪同霍元甲之子霍东阁及赵连和、杨深伦、叶凤池等著名拳师南下赴粤，并先后在佛山、汕头、香港等地设立了分会，对南国武术运动的发展起到不可估量的极大作用。这在当时影响较大，也招来一些人反对。

所以鲁迅才在年11月1日的《新青年》杂志上以唐埃为笔名发表《有无相通》的杂文，闻讽道：“北方人可怜南方人太大弱，便教给他们许多拳脚：什么‘八卦拳’、‘太极拳’，什么‘洪家’、‘侠家’，什么‘阴截腿’、‘抱桩腿’、‘潭腿’、‘戳脚’，什么‘新武术’、‘旧武术’，什么‘实为尽美尽善之体育’、‘强国保种尽在于斯’……直隶山东的侠客们、勇士们呵!诸公有这许多筋力，大可以做一点神圣的劳作……我们改良点自己，保全些别人；想些互助的方法，收了互害的局面罢！”

陈铁生等武术家们却不为所动，仍积极传播武术这一“国粹”；其后，四川、浙江、湖北等多数省份及东南亚一带都建立了精武分会。陈铁生武术著作甚丰，被誉为“武术才”，为近代武术发展作出了较大贡献。他抗战爆发后避居澳门，年病逝，终年七十六岁。

鲁迅是不是始终反对武术这一国粹呢?不是的。

我们知道．鲁迅的思想有个发展、演变过程。他反对中国拳术这几年(二十年代前后)，他的思想是以他所理解的进化论为基础的。进化论强调生物界现象的相互联系，强调事物的发展一般由低级到高级、旧事物必为新事物所代替及所谓生存竞争的法则。进化论的出现是唯物主义思想在自然科学方面的重大胜利，但它无疑也有相当的片面性。

所以当时的鲁迅的思想有相当的复杂性：一方面他在年已经歌颂了人民创造的“新世纪的曙光”；另一方面，直到年他却还摆脱不了轻视人民群众的弱点，认为“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15）；一方面他十分热爱祖国，恨不得中国立刻从贫苦落后中解救出来富强昌盛，但在另一方面又不能正确对待祖国的文化遗产，主张将中医、武术及几千年遗留下来的旧文化当作“封建国粹”全部抛弃。

他曾经武断地主张：“我以为要少——或者竞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这是因为“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读外国书——但除了印度——时，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16）

这种“为了泼脏水而将婴儿一起泼掉”的观点显然与唯物辨证法相悖，也经不起时间考验。

“五四”高潮退后，鲁迅思想开始逐步演变，如他所言：“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17）到年后，鲁迅思想有了飞跃发展，正像瞿秋白说的：鲁迅“从进化论到阶级论，从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进到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的友人，以至于战士。”（18）

所以鲁迅后来对武术、中医、气功等看法发生了改变。

年，原西北军高级将领张之江以第二集团军全权代表之名，在南京宣传武术“自卫卫国、自强强种”的意义。在一些军政要人如戴季陶、李景林、钮永建、张宪、褚民谊等支持下，于年3月成立“中央国术馆”。制定了“社会推广、扩大宣传、统一教材、培养师资”的计划。为此目的，“中央国术馆”于年11月在南京举办第一届“国术国考”，在全国引起重大反响。

因为这次倡导武术“国考”的张之江等人都有较高社会地位，于是招来一些人反对。有个叫文辉的，知道鲁迅曾反对提倡武术，就写了篇文章《这回是第三次》，寄到鲁迅主办的刊物来。这篇短文对武术研究有一定史料价值，而知者不多，故引全文如下：

国粹可分两种，一曰文的，一曰武的。现在文的暂且不说，单说武的。

据鲁迅先生说，“打拳”的提倡，已有过二次，一在清朝来年，一在民国开始，则这回应该算第三次了。名目前二次定为“新式术”，这次改称“国技”。前二次提倡的，一是“王公大臣”，一是“教育家”，这回却是“国府要人”。‘

近来“首善之区”闹得有声有色的，便首推这次“国术表演”。要人说：“这是国粹，应当保留而发挥之”，否则，便“前有愧于古人，后何以语来者，负疚滋甚”了！幸喜这“弥可宝贵”的打拳(国技)的遗绪，尚未断绝，“国技大家诸君，惠然肯来”，从此风气一开，人人变为赳赳武夫，于是军阀不足打倒，帝国主义者不足赶走，而世界大同也自然而然的出现了。“愿国人悉起学之”，以完成革命！

我们小后生，不识国粹之可贵一至于此，虽然未饱眼福，也就不胜其赞叹与欣舞了。不过某将军主张“对打”，我却期期以为不可，因为万一打塌了鼻子，或者扯破了裤子，便不妙了。甚或越打越起动、终则认真起来，我们第三者就不久要吃亏了。那时军阀未倒，而百姓先已“家破人亡”了。但这全是过虑，因为三代礼让之风，早已深入诸君子的心。况且要人已经说过，“好男斗狠，乱法犯禁”是要不得的，所以断不至发生后患，而我们尽可放心看热闹了。（19）

这位文辉先生反对武术这一“国粹”的理由实在太浮浅，不外因为提倡者张之江等人是“国府要人”而己。这次“国考”有“打擂”——相当于现在的散手比赛。文辉先生害怕“万一打塌了鼻子，或者扯破了裤子”就反对“对打”比赛的理由，更为可笑，难令人信服。

而在上世纪80年代后，中国体育界为能否开展打擂赛又争论了很久，反对者的理由比文辉先生也高明不了多少。我们从这则史料中至少可以看到：关于是否需要开展散打比赛的争论至少在70多年前就有了。

大概出文解先生意料的，这时的鲁迅先生却并不支持他反对提倡武术的观点。鲁迅写了篇《“这回是第三次”按语》：

鲁迅按：在五六年前，我对于中国人之发“打拳热”，曾确反对过，那是因为恐伯大家忘却了枪炮，以为拳脚可以救国。而后来终于吃亏。现在的意见却有些两样了。用拳来打外国人，我想，大家是已经不想的了。所以倒不访学学。一，因为动手不如开口之险。二，阶级战争经许多人反对，虽然将不至于实现，但同级战争大约还是不免的。即如“文艺的分野”上罢，据我推想，倘使批判，谣诼，中伤都无效，如果你不懂得几手，则会派人来打你几拳都说不定的。所以为生存起见，也得会打拳！无论你所做的事是文化还是武化。

鲁迅明确表示关于提倡打拳这个问题“现在的意见却有些两样了”。这是因为，现在提倡打拳已不同于清朝末年的情景了：那时是满清统治者利用义和拳“来打外国人”。其次。他认为打拳是一种强身自卫的手段而己，“为生存起见，也得会打拳，无论你所做的事是文化还是武化”。既然武术只是一种体育形式，其本身并没有阶级性，别人可以运用，你也可以运用，那为什么要反对它呢?

应当说，鲁迅这种观点比以前是一种极大进步。

以后，鲁迅常在文章中就武术问题发表一些议论。如在《作文秘诀》中写道：“我们常常听到：拳师教徒弟是留一手的，怕他学会了就要打死自己，好让他称雄。在实际上，这样的事情也并非完全没有，逢蒙杀羿就是一个前例。逢蒙远了，而这种古气是没有消尽的。还加上后来的‘状元瘾’，科举虽然久废．至今总还要争‘唯一’，争‘最先’。遇到有状元瘾的人们，做教师就危险，拳棒教完，往往免不了被打倒，而这位新拳师来教徒第时，即以

他的先生和自己为前车之鉴，就一定留一手，甚而至于三四手，于是拳术也就‘一代不如一代’了。”这段话今天读来也很有现实意义。

他在《沉氓的变迁》中写道：“‘侠’字渐消，强盗起了，但也是侠之流……他们反对的是奸臣，不是天子，他们所打劫的是平民，不是将相。……满洲入关，中国渐被压服了，连有‘侠气’的人，也不敢再起盗心，不敢指斥奸臣，不敢直接为天子效力，于是跟一个好官员或钦差大臣，给他保留，替他捕盗……虽然钦差之下，究居平民之上，对一方面固然必须听命，对别方面还是大可逞雄，安全之度增多了，奴性也跟着加足。”

鲁迅有关武功、武德方面的这些论述令人很受启迪。

作家萧军自幼好武，他见鲁迅健康甚恶，曾劝鲁迅打拳练功来治病，但未被采用。鲁迅于6年过早因病逝世，这使萧军一直引为憾事。

研究鲁迅与武术、气功的关系，是有较大现实意义的。

首先，鲁迅作为近代中国最负盛名的大文豪、文学史上占重要一页的杰出入物，从多方面、多层次研究他是很有必要的。但关于鲁迅与武术、气功方面的关系，至今似尚未见有专论。故这方面加以探讨，不但从文学史角度对鲁迅研究有益，对丰富中国近代体育史和研究“体育文化”，更无疑很有益处。

其次，通过以上叙述，还可修正至今仍在体育界、武术界流行的一些不太正确、较“左”的观点。鲁迅是人不是神，其思想有个发展演变过程，不能因为他是“空前的民族英雄”(毛泽东语)就将其文章中的某些观点作为判断是非酌根据。但在某些体育、武术论著中这种情况并非少见。早在1年一本有相当权威性的《中国近代体育史简编》(《人民体育出版社》)中就写道：“新武术(全名‘中华武术’)原系媚日军闻、安福系走狗马良为训练反动军警而编定的一套技击术……吹嘘‘新武术’是我国之国粹，并企图推行一种标志各级官阶身份、共三等九级的‘佩剑制度’以发扬封建性的武德、武风，借以抵制近代体育在中国的开展。……

对于这股反动逆流，鲁迅在《新育年》上发表的许多《随感录》中，给予了辛辣的讽刺和有力的鞭挞。……那些提倡‘新武术’和‘静坐’的人，无一不是打着‘保存国粹’的招牌。……以鲁迅为代表的进步知识分子反对利用‘新武术’和‘静坐’贩卖‘国粹’的斗争，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场斗争，对于宣传新文化，破除封建迷信和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都有积极的意义。同时，它狠狠地打击了体育领域的反动潮流，对维护中国近代体育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通过本文史实的回顾，可以认为这些论断是武断而不公允的。就单以马良推广“新武术”而言，就不应因鲁迅反对过些事而全盘否定。我们知道，武术是民族体育形式，各阶级各阶层的人士都可能热爱它。马良是旧军阀，但我们不能因人废言，由此否定其一切。事实上，以历史眼光客观评论，马良关于武术的许多见解是有先见性的，客观上推动了当时面临湮灭的武术的发展。

马良建议一种三等九级的武术等级制来促进武术的普及推广，更不能据此就安上企图“发扬封建性的武德、武风、借以抵制近代体育在中国的发展”的罪名。事实上，一些武术专家如吴彬、习云太、张广德等人曾撰文《建立群众性武术等级制的设想》，认为此举是“顺从民意、大得人心的一项意义深远、可行性较强的工作”，“群众性武术等级制，我们认为，分为三级九乘为宜”。（0）

该杂志编者称：“作者们提出一个重要设想”。直到近年仍有人说设武术“段位制”是了不起的“创新”。其实这是不了解历史：马良早在70多年前就曾提出过类似设想。

这种将历史人物的政治立场同其学术观点混为一谈，或以人废言的情况现在仍然存在。我国的一些体育杂志、书藉，对一些“有问题”的历史人物在体育史上的应有地位仍遮遮掩掩；而对一些“正面光辉人物”在体育史上的作用，却无限拔高、连篇累牍。以至一些体育史类的文章、书籍，实际上无异于“革命史”、“党史”。

第三，通过了解本文所述的重要史实，有助于指导现在体育活动的开展。无可讳言，现在中国体育界，无论在竞技体育还是群众体育方面，都存在着重视“洋体育”、漠视武术等中国传统体育的民族虚无主义，这是不争的事实。翻开报纸、打开电视、走进赛场，基本上都是足球、篮球等，能看到多少传统体育的影子？以本文作者所居中国西南重镇成都为例，多年来见不到武术表演、比赛，报纸上极少有开展武术活动的消息，而足球消息（甚至是球员绯闻杂事）等则连篇累牍又臭又长……本文作者曾听过许多老拳师的浩叹：“武术本来是中国‘国技’，但几十年来，中国民间武术实际上从未被真正重视过！”听到这些哀叹，再回顾80多年前那种反对和保卫武术“国粹”的争论，实在发人深省！

第四，学习鲁迅的批判思想仍有必要。如前所述，鲁迅早期反对提倡武术、气功、中医，是不正确的，我们不必“为尊者讳”而害怕触及这个问题。但另一方面，鲁迅当年指出的武术、气功方面的弊端现在仍有教育意义。如鲁迅反对的“鬼道精神”，这实为古今武坛、文坛的通病，什么“仙传神授”，祖师爷非道即佛，什么鲁智深、方世玉、至善禅师、白眉道人、五枚尼姑……文学作品中虚构的人物，都视为武术史中真人真事而以讹传讹，许多现在堂而皇之写进“体育志”、“武术史”。在气功方面此风尤烈，假神仙到处都有，吹嘘自已有“透视、遥听、千里诊病、万里发功”等特异功能，以至还能“上飞碟与太空人沟通信息”、“同玉皇大帝、观音菩萨、树精蛇怪”对话……影响之恶劣远胜过当年鲁迅批判的有“天眼通”的“神童”江希张。这实际上已极大地影响了武术、气功事业本身的发展。鲁迅当年因某些弊端而曾一度偏激地否定武术、气功，但他批判“伪科学”的合理部分，仍值得我们继承。

（1）：见鲁迅《出了象牙之塔·后记》，《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年版

（）：见鲁迅《热风·题记》，《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年版

（3）：见鲁迅《热风·随感录三十九》，《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年版

（4）：见鲁迅见《华盖集》，《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年版

（5）：见《因是子静坐法》，人民卫生出版社，年版

（6）：以上鲁迅批判“神童”、“天眼通”资料，见《鲁迅全集》中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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